致敬大江健三郎

◆徐静波

当大江健三郎走完了他88岁的生涯时，我的胸中与其说是涌起了悲伤，倒不如说是升起了深深的敬意。倒并不是因为他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诸多的奖项，而是因为他以自己的作品和行为，表现出了对于日本、人类、世界甚至宇宙的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索，表现出了一个当代知识人的良知和品格，他在作品中所力图探讨的主题，其实与每一个地球人都息息相关，从这一意义说，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

毫无疑问，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在高中时就表现出了文学的才华，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就以《死者的奢华》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该书被列为“芥川奖”的候选作品，翌年即以《饲育》获得了纯文学领域中耀眼的“芥川奖”，32岁时凭借发表的《万延元年的足球》成为有史以来最年少的谷崎润一郎文学奖的获奖者（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并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迄今尚未出现第三位）。

然而，与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川端康成等人不同，大江健三郎不是一位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日本作家，他在东京大学读的是法国文学，他的导师是后来成了日本学士院会员、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家的渡边一夫，他年轻的时候，阅读得更多的是富有思想内涵的法国及西方的文学，他的精神养分主要来自诸如加缪、萨特这样的20世纪的西欧作家和批评家，他在东大的毕业论文就是《论萨特小说中的形象》，在他的早期和中期作品中，可以清晰地察见20世纪西方文学的印迹，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学的表现形式，甚至他的语言和句式，都有深刻的欧化的印痕。

他的作品，少有男欢女爱的情感纠葛，相对而言，他更注重现代社会的问题和人类一般的精神困境。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在他的童年岁月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培育起了他坚定的反战立场，同时对战后日本的右翼潜流，表现出了敏感的警惕。他自己不仅投身于1960年代初期的反对日美安保的社会运动，还在他的小说《十七》中写出了鼓吹右翼力量对于一个怯弱少年的震慑和毒害，并因此受到了右翼分子的恐吓。

有人说，对患有智障的儿子的成长经历的感受，和在《广岛手记》中表现出的反战、反核的立场，是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两大主题。这一说法有一定的概括性，不过还应该看到，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人类的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才是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更为深刻而隽永的主题，到了中后期，人类灵魂的救赎也是他在思考的重大命题，1990到1991年连续发表的长篇小说《治疗塔》和《治疗塔行星》，以虚构和写实交织的笔法，表达了对于艾滋病、新科技等在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和困惑。他的思想，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框架，因而他会毫不犹豫地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公然表示对他的祖国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反省和谴责，显示了一位正直的知识人的良知和睿智，他会立即与中国作家莫言成了志趣相投的同志，显出了他性格中率真和诚挚的一面。这一切让我们肃然起敬。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但我更多的感觉是，他同时也是一位试图以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来成为一个哲学的叙事家和自己所信奉的思想（人道、人文主义）的诠释者，因而，他的作品有时不免有些艰深，文字不免有些滞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与一般读者（包括本国的读者）之间的疏离感。（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