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

朱正安

我上高一时，学校组织视力检查，发现得了近视，便配了眼镜。我不惊慌，反而很高兴，因为我所崇拜的大作家大多是戴眼镜的，如茅盾、巴金、郭沫若等等。别看这小小的眼镜，往鼻梁上那么一架，一看就觉得文质彬彬，挺有学问。我就立志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可是眼镜戴不多久，麻烦就来了。我是校篮球队队长，打左边锋，中距离跳投命中率全校数一数二，可戴惯了眼镜后，若把它拿下，命中率就直线下降，戴上呢，好几次眼镜被打在地上，踩得粉碎。也曾在镜腿上绑上松紧带，可是不一会儿镜片就被汗气蒸腾得模糊不清，时不时要取下来擦拭，还打什么球？

后来插队当农民。因为当时是号召我们“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所以我觉得戴副眼镜总有点不伦不类，格格不入，可是一拿掉麻烦就来了。譬如说挑担，岸高田低的，不戴眼镜就会头重脚轻，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不栽跟头算是运气；再如耘稻，不戴眼镜就无法从稻秧里面找出与稻秧长得差不多的稗草来……总而言之吧，这眼镜简直是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绊脚石。

我当工人的第一个工种是配电线路运行工，其工作主要是爬电杆、查找线路、拉合柱上油开关或跌落保险。这就让我很尴尬，戴着副眼镜在电线杆上爬上爬下哪像个工人阶级？可不戴又不行，怎么寻找故障操作设备？好在那时已是“文革”末期，我们这个央企的基层单位里除了两位从电力部下放来的知识分子外，文化程度最高的就数我这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了，所以没多久我就被调整到了管理岗位。我曾经问过自己：我的工作之所以得以调整，除了文化程度和工作态度外，这副眼镜就没有起一点作用么？

临近五十岁时，我发现眼睛有点老花，近视度数却越来越浅。其具体表现是，日常生活如看物看人骑车行路，仍需眼镜辅助，可坐下来看书写字，非拿下眼镜不可了。于是换镜片，调低近视度数，加老光，但好像没啥效果。也曾想到过不如摘了试试，可就是下不了决心。

退休后回到原籍上海，忽然觉着在盐油酱醋世界中戴着副眼镜不仅没必要更是个累赘，不如摘下算了。可真的摘了，除了视觉确实有些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好像自己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了，心里还老想着若是碰上亲友同学熟人，他们会怎么看待，我该咋解释？

这两年，交通部门规定骑电动自行车者必须戴合格的头盔，这就把我害惨了。头盔眼镜加口罩，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尤其是冬天，每天出门买菜，鼻头里呼出的热气一歇歇就把镜片弄模糊了。无奈之下，出门前我就摘掉眼镜，回到家有时就忘了戴，意想不到的是，摘掉眼镜的我，不仅日常生活不受影响，更重要的是，仿佛整个人轻松自然得多了。

你说眼镜这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