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对门

李新章

一晃，住在这幢小高层已10年余。我住8楼，一梯两户，大套是我家，小套是邻居，门对门。邻居是一对老夫妻，目测70岁出头。女的，其他邻居叫她朱老师，从经常穿墙过来的电子琴的琴声判断，应是退休音乐教师。男的不知姓名，从门口挂着的“光荣之家”牌子判断，应是名退伍军人。因叫不出名字，私底下，我与妻子将他俩称为“对门”。

新邻居搬来不久，居委会干部就来敲我家门，说有居民举报——我家在门外水表箱内堆放杂物，责令三天内自觉清除。弄得我与妻子均面红耳赤。居委会干部刚走，妻子看着我，朝对门努努嘴，轻声说：“十有八九是‘对门’举报的。”我故意冲着紧闭着的对门大声说：“就临时放几个死了花的盆，打个招呼就能解决的事，至于举报吗？”

过了几周，每周一次来我家做保洁的潘阿姨，对我妻子诉苦说：“对门老夫妻，见我是农村妇女，又是清洁工，经常寻我‘吼势’。我搞不懂，电动自行车停在你家门前，碍他们家什么事了？非要我把车停到楼下去。停楼下哪能充电？充不上电，我哪能回去？”

我本来自农村，身体里流淌着农民的血。当我听到潘阿姨说的“对门”藐视“农妇”之类的话，又联想到那件“疑似被‘对门’举报”事件，一团无名怒火便在心间猎猎升起。我速起身，欲去对门“寻吼势”，但被妻子一把拖住，劝道：“没必要为这种人拉破面皮，老古闲话说得好，不理真凶。”

于是，我与“对门”劈面碰头不叫应。即便“对门”面带微笑，朝我点头、搭讪、打招呼，我仍听从妻子“不理真凶”的建议，拉长着脸，坚决不理他们。

有一天，同事虹与我聊天，说了一件事：她3岁的儿子持续发高烧，吃退烧药，吃了退，退了又升，治标不治本，弄得全家心情都挺糟糕。她母亲说：“吃点抗生素吧。”她冲母亲脱口而出：“脑子进水了？没炎症吃什么抗生素？”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凶母亲，母亲心里一定很委屈，很难受。她说：“儿子发高烧，却烧坏了我的脑子，唉，我该怎么办呀？”我说：“道歉呀！”她又问：“怎么道？”我想了想说：“你就说，妈，请原谅我一时失言，心理学上说，当人的情绪失控时，80%的行为是错误的。”

之后，那句“当人的情绪失控时，80%的行为是错误的”，一直拧着我的思绪。回头想想，当潘阿姨说“对门”藐视“农妇”时，我怒气上来了，情绪是失控的。其实，举报我在水表箱里堆放杂物，错在我，“对门”是对的；潘阿姨在楼道停电动车，的确不安全，错在潘阿姨，“对门”是对的。我凭什么施“对门”以冷暴力？我又有什么资格劝虹向她母亲道歉？最应该道歉的人是我。

道歉是需要勇气的。我拎了两袋我老爸种的白萝卜和青菜，敲响了对门，红着脸，冲满脸惊诧的“对门”说：“乡下自己种的，拿多了，吃不了，分点给你们。”过了几天，朱老师也敲开了她家的对门，拎着个西瓜冲我妻子说：“我儿子拿来两个有机西瓜，我们两家，一家一个。”

经历过风雨，门对门之间，连起一道心灵的彩虹。邻里之间，心也宽了，气也顺了。前些天，我与妻子在电梯里又碰到“对门”，老两口夸我说：“又在报纸上读到你的文章了，写得真好。”回到家，我问妻子：“‘对门’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妻子也一脸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