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苏堤春晓》的三个视角

◆林玮

当代人如何讲古代事？至少有两种讲法。一种是如其本是地加以呈现，求真、求实，求历史经验的归纳总结与当代传递；另一种则是对其加以改造，以古喻今，让今人能够从古人身上体会到某些人类亘古不变的情感和智慧。由国家话剧院与杭州话剧艺术中心共同创作，田沁鑫担任编剧、导演，辛柏青、吴彼、苏青领衔主演的原创话剧《苏堤春晓》偏向后者。偏向后者的叙事，会引来什么样的讨论与质疑呢？

创意伤害文化吗？剧中，苏东坡一口一个“北宋的公务员”，乍一听，颇违和。“北宋”和“公务员”都是当代词汇，怎么就成了苏轼的口头禅？台上的苏轼口渴了，书童拿上来的竟是一个金属保温杯——全场观众先是愕然，而后拊掌大笑。在这里，“保温杯”等都是梗，是整个舞台故事讲述骤然中断的标志。那一刻，历史的沉浸感消失了。

可是，属于苏轼的那种豁达、乐天、豪迈、悲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性在这一过程中随之改变了吗？并没有。相反，这些创意的点缀，使整部戏成了地地道道的“现代戏”，而非故纸堆。它在苏轼生命史的既定框架中，把苏轼的洒脱与豪放、坚守与初心用“玩梗”和“会心一笑”的方式，更为直观、有效地呈现在了当代观众的面前。它不像是林语堂用英文写成的《苏东坡传》，更不像《宋史·苏轼传》中严守生命历程的时间线，言简意赅。它更像是王水照先生和崔铭先生写的《苏轼传》，以诗证史，要紧的是写出人物的风貌。

类似“你懂我”的对白，是把传统摆置在观众面前的一种手段。固然可以说《苏堤春晓》改写或重构了传统，但就是在这种创意中，传统才得到了当代的文化回应。

创意会消解深意吗？其次是对传统题材故事讲述的思想深度质疑。有人认为，创意多是“抖机灵”，只想抖机灵，难免就要牺牲思想的深度，使故事趋于浮华、流于好看，激起不了深远的回应，无法使人掩卷长思。于是，创意就成了深意的对立。

《苏堤春晓》中有两个舞台创意，令人印象深刻。一个是“朝堂论辩”，出现了两次，分别在戏的开篇与临近结尾处；另一个是“亡灵对话”，苏轼返乡见到死去的父母、前妻。前者完全是当代人的话语，朝中大臣只热衷于讨论“这是爆破音，还是唇齿音”之类咬文嚼字的问题，而置天下安危于不顾，深刻讥讽了当时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缺乏公心的陋习。而“亡灵对话”则堪称整部戏的情感高潮。这一部分完全化用司马光《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里的场景，以四川方言，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宋史·苏轼传》中程氏那句“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的名言，更用凄凄切切的夫妻对话，演绎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不舍和婉约。此处创意极简，用请司马光给母亲写墓志铭引出叙事，用怀抱神祖牌以示亡魂，简简单单地区隔出两段时空；此处深意极重，既演出了“一门三学士”背后的女性之伟大，又彰显出有宋一代家教与乡风的淳朴，是为“宋韵”之体。

创意没有消解深意，反而赋予了古代以当代的深意。这两处创意都不是凭空的抖机灵，而是按照舞台艺术的规律，用简单的表意手段促发深刻的思考。

史实一定重于史感吗？最后是对传统题材故事讲述的历史真实性质疑。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最容易遭遇的质疑。如果把历史真实称为“史实”、把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称为“史观”的话，也可以将后人对历史的感觉称为“史感”。在一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里，“史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史观”，是在正确的史观之下，将历史真实化为更加生动、可感的“史感”，表现在其叙事空间之中。

该剧讲述了苏轼的一生，特别是两次到任杭州，重开六井、疏浚西湖、营造苏堤、兴办“安乐坊”……这些是史实；片末，舞台巧妙运用14块背景纱框，把苏轼任职过的14个州府及其官职罗列出来，这也是史实。可是，光有“史实”并不能自动打动当代观众。反而是舞台上的“苏轼”用诸如“砸缸兄”“怎么这么贫呐”等带有调侃意味的台词，让观众会心一笑。在这一笑之间，他们找到了苏轼“既已入世，当济世安民”的初心。

在史学范畴中，史实是第一位的；但在文艺范畴里，符合唯物史观的史感才是艺术家首先要考虑的。这是文艺学的常识，需要得到重申。历史是矛盾的，文艺也是复杂的。试图对宋朝、苏轼或《苏堤春晓》、历史题材文艺做静态的判断，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需要建设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它既是中华的（传统），也是现代的（创新），更是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