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蓼小记

大朵

董苗是温籍戏剧学家董每戡的哲嗣，他从长沙来探亲，我们相约去泽雅金临轩美术馆观“潘鉴宗友朋墨迹展”。董苗老师看到潘鉴宗创办“庙后小学”，免费让泽雅及周边山乡子弟入学的善举时说，其父与庙后小学也有交集。我问有无文字可证。他说，在庙后小学执教过的周希英曾给父亲写过信，里面提到去庙后小学的事。

此时，家母在一旁搭话，说我爷爷是地下党员，家里常有陌生人来，周希英就在我们家住过，从不迈出家门，抱着她只在屋里走来走去，后来在供销社工作。家母周成花是1946年生人。

因董每戡先生，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与事，在当下联结交错，看到了时间辽阔而微妙的形迹。这也是泽雅山水与董每戡先生结下的一种缘分。

夕阳余晖下，我们沿着山中水岸走。溪流从层层叠叠的山脉深处蜿蜒而来，卵石滩上蔓延开来的红蓼，穗状的花序垂下来，沾着波光在风中摇曳。不由得想起董每戡先生的思乡文《红蓼花》，于是对董苗老师说：“这就是董老先生文中的‘红蓼花’。”“啊？这就是红蓼花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呢！”他说。

红蓼，自古就是秋思之物。司空图有“河堤往往人相送，一曲晴川隔蓼花”，薛昭蕴有“红蓼渡头秋正雨，印沙瓯迹自成行，整鬓飘袖野风香”，《红楼梦》里有“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这蓼红里的惆怅堪比秋风秋雨真是愁煞人。董每戡先生的《红蓼花》乡思绵密，文中写道：“倘在我们江南，一到秋高气爽的秋天，可说处处都有一丛丛的红蓼花开着，它是江南秋色中的三红之一，所以我一见它便有似曾相识又有相互爱恋的感觉。”

董每戡先生是在四川三台看到一丛插在白瓷瓶中的红蓼花而起了思乡之情。此时，他已在外“飘荡流浪”十多年未归了。

在秋天的蓼花水岸，回忆一位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与戏剧研究家的人生经历，时间里的秋雨自然落了下来。

1925年，18岁的董华离开家乡去上海大学读书。1927年毕业后，受党组织指派回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但上级组织遭破坏，遭追捕逃入泽雅深山中的极乐寺躲藏，后改名为“每戡”，又逃到上海。在上海办过书店、刊物、文学社，两次流亡日本，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田汉、聂耳、张曙、郭沫若、胡也频等进步人士走着同样的路，也在这条路上经历着生死考验。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走在长沙、武汉、衡山、桂林、成都、贵阳等地，开展抗战剧运工作。1943年，应邀去内迁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从抗战戏剧工作转入高等学校开始教书生涯，并将治学重心转为剧史研究，开创了中国戏剧史研究体系。

泽雅山水遇见了二十岁的董每戡。那时正值暮秋，极乐寺里这个逃难的年轻人，在深山的秋风秋雨中把“愁心”托付于诗词——“韶华休在辜负，还仗浇愁借酒，消磨羁旅”“琴剑飘零人未老，独听悲笳”“风飒飒，萧瑟怕凝眸！一杵疏钟人倚栏，半林残叶独吟秋，山外月如钩”，长短句中有孤独、有惆怅、有理想与现实搏击中的理想抉择。之后还是逃往上海，投入上海滩的时代风云中。

极乐寺在崎云山脚下，龙溪也从那里发源。此时我们站在龙溪的入江口，看着秋水从秋山中送来的片片秋叶，似那个叫董华的年轻人当年写下的诗篇，一恍惚，眼前的青山绿水间满是那个青春的身影了。

回家后，找到收录在《永远的南戏乡亲——董每戡纪念文集》一书中周希英写给董每戡先生的那封信。时间在1974年6月21日，里面写道：“您到了山区的庙后潘介宾先生家来，而我恰在庙小教书，那时我是用舒心的别号的。您离开庙后而去时，写出数十种青年人必读的书名给我……我受您的思想教育影响，不安于教工生涯，翌年（一九二九年）跑到上海与林去病、张弢两烈士在哈同路国语模范学校里念书，当时由两位烈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其年张弢曾引我到时代书店拜访您，您因事外出不值，从此我也就不再了。”周希英在信中说到“解放后我一直在供销社系统服务会计”，也印证了家母的回忆。

我把带回的那束红蓼花插在青瓷瓶里，那穗状的花序垂下来，在岁月的风里摇曳着，也搅动着时间里的那些人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