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冻疮的日子

陈建兴

上海的冬天，湿冷是常态，弄堂不少孩子，特别是女孩，大都有过生冻疮的经历。那又痛又痒的冻疮，伴随着我们的童年。

那时，弄堂人家既没有空调，也没有取暖器，连只热水袋也不是家中孩子人人有的。班级里时常有女生捧了一只冲着开水的盐水瓶焐手。也没有滑雪衫、羽绒服，有件新棉袄已是稀罕的了。家里很冷，还要用冷水洗碗洗菜洗衣服做家务，唯一的“取暖器”就是一只煤饼炉子，手脚冻得麻木了，就去煤炉上“烘手”。此时，冻疮悄悄袭来了。

起初，是某根手指上隆起了一个硬硬的小红包。没过几天，根根手指都红肿起来了，手掌也是红彤彤的。生冻疮的手被凛冽的寒风一吹，一道道口子裂开，渗出了血，看上去有些惨不忍睹，只好用纱布、橡皮膏布包一包。更恼人的是我脚趾、脚后跟、脚边沿也长出了冻疮，一个个红豆似的。连耳朵上也未能逃脱，冻疮肿得香菇似的。有的女孩脸上也生了冻疮，上学时只好戴只纱布口罩。

父亲把他骑自行车的棉手套给我戴，厚厚的，一根棉纱绳连着，可以套在头颈上。我冬天手脚汗特别多，从手套内伸出来的手居然会冒热气，戴了没几天，手套内就湿答答了，早上伸进去特别冷，每天回家要翻过来在煤球炉上烘一烘。我嫌烦，弃之不戴了。母亲见状，便把她的工作纱手套给我戴了。弄堂里不少女孩都会用绒线编结一种露出半截手指的手套，这样，戴着手套也能灵活做事。姐也为我编结了一副，我看到班级里只有女生戴这种手套，仅戴了一天就还给了姐。

脚上的冻疮肿了起来，平日的鞋子穿不进去了，母亲熬夜几日为我赶制了一双蚌壳贝棉鞋。然而，暖和的棉鞋让冻疮痒得难受而忍不住，上课时，我弯下腰去用手指抠脚，仍不解痒，干脆脱下鞋子挠起痒来。老师见状，用手拍着讲台，“啥人把教室当屋里向啦？”我一听便知老师提醒的是我，脸红了，只能硬是把脚伸回棉鞋里，痛得龇牙咧嘴的。

为了防止伤口溃烂、化脓，我天天在手脚涂上一层厚厚的蛤蜊油。这是老上海人都知道的一种润滑油，用蛤蜊壳装，算是当时的润肤品了，家家都有它。但我的十指仍然肿得胡萝卜似的，手背像两只馒头。一写字，食指握不住笔。洗手洗脸也成了一大难事，绞毛巾稍一用力，便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愈合的伤口又出血了。连穿、脱衣服都犹如电影慢动作，小心翼翼的，生怕扯到冻疮的伤口。母亲起初用生姜片帮我擦拭，见疗效不大，她又用生姜片、红辣椒熬水给我泡手脚。龟裂处渗进生姜辣椒水，这滋味！眼泪都痛出来了。一番折腾，仍未痊愈，母亲便又四处打听“偏方”。她听说用仙人掌能治，毫不犹豫取下屋顶上那盆仙人掌——家中唯一的一盆“花”，将仙人掌的刺剪掉，放在碗中捣碎，敷在我的冻疮处，又用纱布包好。果然，三四天后，居然消肿了不少，可仍然没有痊愈。

冬天越发深了。某天，一场大雪后，弄堂里一片白茫茫，见此，我与弄堂一帮小孩早把冻疮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在雪地里打雪仗、滚雪球，玩得热火朝天。没多久，双手就冻僵了，疼痛不已。我连忙奔回家去，把双手浸在热水中。一冷一热，冻疮裂口溃烂流脓。母亲下班回家，心疼不已，帮我涂红药水，又用纱布包了起来。这一包倒好，我分内的洗碗洗菜等家务，也被哥、姐全包了。

等到三四月开春的时候，更是难熬之时。天气渐暖，冻疮的伤口渐渐愈合了，伴随着奇痒无比的痛苦，像有一万只蚂蚁在啃噬，而且还不能抓。脚边沿那一排冻疮痒得我半夜睡不着觉，只好把脚伸到被子外，宁愿受冷挨冻也要缓解一下痒。今天基本已经告别了那又痛又痒的冻疮，今年冬天又特别地暖，但每到冬天来临，童年和少年曾经的那份煎熬，还会浮现在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