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电报

陈建兴

拍电报，对于今天不少人来说，已是很陌生的了，可在当年，电报在百姓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开着摩托车送电报的投递员蛮“拉风”的，身上挎个绿邮包，整天风驰电掣在弄堂里穿梭。“×号来电报啦！”投递员在门外连声叫着。“来啦，来啦！”户主接过电报，并在回执上敲好图章说声“谢谢侬哦”。如果该户人家没有动静，邻居也会拿出自家图章代收电报。“突突突……”摩托车一声轰鸣，驶出了弄堂。

弄堂人家对电报有一种神秘感，当送电报的摩托车停在哪家门口，左邻右舍都会出来看看，猜想着有什么大事了，户主更是一阵莫名的紧张，生怕有什么事情发生。

有一次，我半夜里听到摩托车进弄堂，在我家门口停下。我先是一惊，继而叫醒了父母，全家人都紧张兮兮的。后来听到投递员敲隔壁的门，叫着邻居的名字，全家人才松了口气。摩托车还没开出弄堂，就听到隔壁邻居家有人嚎啕大哭了。次日一问，才知邻居的老父去世了，是她弟弟从乡下拍来的电报，只有四个字：“父逝速回”。那些年，弄堂人家都怕半夜里收到这种电报。

当然，弄堂人家拍、收电报不仅仅是红白喜事，还有探亲，出差坐火车、轮船前，拍只电报给家人或亲友，望其在某日某时到车站接人。“×日×次到沪”。每次接到这样的电报，同学建华的母亲脸上都会露出灿烂的笑容。她会叮嘱儿子与我去北站接她从黑龙江回来的大儿子。到了北站，我俩拿着电报到指定的窗口买站台票。从三棵树方向开来的列车经常晚点达一两个小时，我与建华在站台上吃足了西北风，冻得“刮刮抖”。火车慢慢驶进站台，建华哥在窗口向我们招手。列车才停下，建华哥从窗口扔下了一包又一包的行李，足有七八个，最后才从窗口跳了下来。到建华家后已是深夜了。

弄堂人家有什么急事难事，需要告知异地的子女或亲朋好友，也是以拍电报的方式来转达。时常有大人来找我帮忙起草电报稿的。那时，我已是一个中学生了，会点“舞文弄墨”。拍电报是以字数多少算钞票的。我记得好像是三角钱一个字。所以，每写一份电报前，总要字斟句酌。先听他们说个大概意思，再惜字如金地写成电报稿。有一次，邻居的一个老头说了一大堆的话，我把它归纳了几个字，老头有点不开心了，说我讲了这么多的话，你只写几个字，以为我敷衍他。我跟他解释，帮你多写一个字，你就少买一篮头青菜。老头一听，赶紧说“减字、减字”，还夸我能写会算。

第一次带着草稿去邮电局拍电报，看到电报纸有几十个格子，填写时不知从何入手，问了营业员数遍才搞清格式。除了写上电文，还要写清发报人与收报人的姓名、地址，我写得战战兢兢的，不时写错，数次涂改，写了四次才算合格。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电话、传真机的普及，电报业迅速衰落，送电报的投递员也成为仅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