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不可说》真的“不可说”吗？

◆ 刘巽达

观赏话剧《不可说》的过程有点烧脑。估计很多观众和我一样，一开始被男女主角一地鸡毛的争辩所牵引，以为接下来的故事逻辑大抵偏向于家庭伦理。直到出现时空交错的表演和罗生门式的悲剧关系（到底是谁死了？还是都死了？），才开始调整视野角度和思想维度，不再纠结于形而下的生生死死，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形而上的启悟。

由此就可理解，你让剧作者写此剧的“故事梗概”，可能连他本人都很难表述到位。如果这样写：“一对事业有成的医生夫妇，在争吵与摩擦中小心翼翼地维系夫妻关系，而妻子前男友的突然造访，揭开了一个多年的谎言，于是一连串的悲剧开始上演……”这样概括准确吗？窃以为不很准确。争吵、摩擦、谎言、事故，展开得都不够细致、不够高潮，如果以传统话剧的“戏剧性”衡量，那么戏剧冲突显然是不够的。寄望于戏剧冲突，也许你会有点失望；可是一旦你循着“罗生门式悲剧关系”深思其间的人生哲理，便能体悟剧作者的匠心与苦心。

究竟是什么样的匠心和苦心呢？

剧作者其实用剧名“点题”了。充满玄机的“不可说”，寓意无穷。当剧中主人公絮絮叨叨言说时，或被误读，或引发争吵，越说越远离初衷，越说越远离和谐。所谓罗生门，指的就是当事人各执一词，让真相扑朔迷离。不说犹可，一说乱套，这是不二命门。虽然剧情中的主人公说的是他们的事，然而其所折射的，何止于此？你会在游离之处，突然引发诸种联想，生活中原本毫无意义的某些细节瞬间涌上心头，然后顿悟“不可说”的妙义。

越说越错，哪里是口才的原因？纵然你有如簧之舌的辩才，在人生面前，你的辩才毫无用处，你一开口，上帝就发笑。说到底，人性的复杂和幽暗有时连我们自己也无法估量，遑论他人。为了剧情需要，也许不得不安排谎言到场，可是即便没有谎言，面对赤裸裸的坦诚，可能也未必会有更好的结局。

剧作家喻荣军近年的创作，较多锁定在形而上的主题。之前看过他的《家客》和《乌合之众》，其别具一格和别开生面的表述，让我对“话剧的种种可能”充满了想象和期待。不再耿耿于怀于故事剧情，不再简单厮守于三一律，让“说话艺术”插上思想的翅膀，辅助于与时俱进的舞美设计，一次次带给我们惊喜。

一直以来，我都执着地认定：在所有的艺术样式中，话剧是最善于表达思想的，最能直抵观众的灵魂。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而言，一个民族的思想启蒙，常常是需要“借助工具”的，而话剧无疑是最佳的工具之一。关于思想启蒙，应该作宽解——对情感领域的深度探究，对理性世界的深入探讨，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何尝不是一种思想启蒙？

对于创作者而言，各种各样的故事类型几乎都被编排过一遍，“创新”的余地是有限的。无论你有多么催人泪下的剧情，无论你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巧合，观者难免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慨叹。而一旦不囿于形而下，而从形而上的立意入手，则天地广阔。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绝不是“捷径”，而是一条“孤勇者之路”——因为这条路上，走着的都是思想者，如果你的思想品质不具有引领风范，那么你是无法厕身其间，在所谓的广阔天地纵横捭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的话剧更加考验创作者的思想和艺术功力。虽然喻荣军的话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我看到了希望。

我不知道这样的“剧评”是不是言不及义？对这部《不可说》，最好的剧评就是“不可说”，或者说“不可说破”——本来其内核是无限丰富的，但形诸文字，就不得不“世俗化”了。在幽冥的人性世界里，语言常常是苍白无力的。此刻在电脑前，我就有这种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