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学问与风骨

喻军

某日晨，在安亭坐俞敏兄车同赴千灯古镇。此地无车马之喧，却有萧疏如画的烟柳、黛瓦粉墙的人家以及塔影和古桥。沿一堵高墙绕行，很快来到建筑主体的正面：顾炎武故居。两边的粉墙上，左为“天下兴亡”，右为“匹夫有责”，这是他在《日知录》里传播最广的名句了。

顾炎武系清代经学、汉学及考据学之祖，为南朝梁陈间训诂学家、史学家顾野王之后。唐末五代，金山亭林曾建顾公祠，顾炎武号“亭林”，即含缅怀先祖之意。目下的故居为五进样式，落西朝东，分南北两宅。南宅为顾氏祖宅，也是顾炎武出生地，现辟为纪念馆；北有背弄连通灶房、读书楼等处。值得一提的是西侧墙外占地30余亩的顾园设两道仪门，分别刻有“亭林世泽”“芝兰玉树”，不仅与门头雕花的亭林祠及顾氏夫妇合葬墓相通，也是一组湖景夷旷、花木深秀的所在。当地依史而修，在景观方面注重人文和学术语境的营构，为整座故居的文化含量增重。

顾炎武墓环以石栏，列于祖茔嗣父顾同吉、嗣母王贞孝墓穴次位，碑刻“顾亭林先生暨配王硕人合墓”。顾炎武生于千灯，终生不仕清，由于受到族人为抢夺家产所施加的种种迫害，只能“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长期流徙山东、山西、陕西各地，最后终老于“天、地、人”三才齐聚的山西曲沃。他晚年定居于此，与当地学者傅山、卫蒿、韩宣过从甚密。一如其《与人书二十五首》中所说：“独学无友，则 孤陋而难成。”他这一时期的著述既有寸人斗马之制，亦有鸿钜大部之裁，比如集其一生学术大成的《日知录》。

顾炎武死后，由嗣子顾衍生、从弟顾岩扶柩落葬于千灯故里，这便引出顾炎武的终身憾事：绝嗣。因元配王夫人未生子，纳妾韩氏，翌年倒是生下一子，却四岁而殇；续纳戴氏等，亦未育。花甲之年，再纳妾以期生子，仍未果。遂于顺治十一年，过继吴江族子衍生为子。衍生后来撰有“顾炎武年谱”等，终难承其家学。

顾园环湖一带，创屋十余楹，分布有致用阁、思宜园、颂桔轩、二石斋、秀石虬松庄、慈母阁和碑廊等建筑。间有嘉篁摇影，累石为墉，显出一种夐出世外的江南园林特有的典雅格调。印象最深者，一为致用阁，以为“学以致用”四个字可概括顾炎武的学术精髓及毕生追求。明末清初，理学、心学式微，汉学、实学勃兴。在这股被称作“黎明运动”的思潮中，梁启超认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他的学术立足点，在于对传统的经史之学重新加以审视，冷峻地思考明亡的教训，致力于经世实用之学。对于财赋、兵农、河漕、舆地、行政等，顾炎武均有深入研究。他洞达实务，体国经野，针对晚明学子空谈心性、拘于循经务冗之弊，提出“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主张，强调为学旨在探求“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要求学子们把“学”与“用”加以统一而非割裂。

顾炎武恢复了汉代的注疏之风，十分注重经史典籍中的原本含义，故《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有云：“炎武学有本原……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吴派大学者阮元评论顾炎武《肇域志》，称其“无一笔率略”。既把“通经”看作正本清源的路径，同时把“致用”作为通经的旨归。钱穆品骘顾炎武治学“广、精、深、大”，“盖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钱穆虽承认顾炎武的杰出贡献，仍认为梁启超把清汉学开山之功全归于顾炎武一人，则为失真之论。钱穆认为顾炎武之外，黄宗羲对于汉学的兴起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且在相关著作中，把黄宗羲列于顾炎武之前。

顾园中，引起我特别注意的还有“慈母阁”：弘光小朝廷覆灭后，顾炎武曾参与昆山、常熟一带的反清战事。千灯沦陷后，嗣母绝食殉国，遗命炎武勿生改节出仕之心，顾炎武终生奉其矩诲，恪守至死。所以说顾炎武既是学问大家，又堪称一代文人风骨。

凭栏顾园，望向那一汪清碧的湖色，想到顾炎武终身布衣，孤搴于时，却从不降志从俗。他学富五车，清晰地规划出自己的学术路径。清朝的乾嘉学派，正是以顾炎武的考据之法作为问津之筏，遂有大成。再比如他的《军制论》《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均属振聋发聩之作。尤其是《日知录》，于崇祯年间开写，数十年如琢如磨，积创积思，自比采山之铜。皇皇30余卷文稿，以其“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而成为学术经典。此书虽顾炎武生前完稿，却因刊刻于身后而未亲见付梓，故潘耒于《日知录·序》中曰：“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