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老张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几次告别。每个人的告别时刻,各有不同。
读陈冲《猫鱼》,有一段写她赴美留学前,哥哥赠她一件“第一西伯利亚”貂皮大衣,那是哥哥接了很多画连环画的活攒钱买的,“四十年过去了,它仍然神奇地松软厚实闪亮”。临走那一天,父亲对她说:“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觉不去送你了。”她回答:“哦,那我不吵醒你……”陈冲写道:“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不想在机场流露告别的忧伤——我们是一家羞于表达感情的人。”这段告别记忆,深情而内敛,令人意外。
我的历史系师弟周训芳的一次告别,也很含蓄。他出生在湖南沅江农村,小时候家里很穷。冬天里,全家只有一床棉絮御寒。1980年他考上复旦后,父亲将那床棉絮一剪为二,一半给了他。临走前,听说上海的冬天很冷,母亲又将自己的一件红毛衣塞给他,那是她的嫁衣。在训芳看来,这棉絮、这毛衣,就是父母的牵挂,柔软而温暖。
同样是与父母告别,在中国台湾诗人痖弦的记忆中,却痛苦不堪。1948年11月初,解放大军迫近痖弦的家乡南阳,当时他正读初中,当局命他们学校向南撤退。临行前一晚,母亲将七块银圆缝在他的衣襟里,又给了他两双鞋。第二天一早,母亲把他送到城门下,并把连夜烙好的油饼包在油纸里,放在他背包上。这银元、这鞋子、这油饼,寄托着深沉的爱。可是,年少的痖弦却并不领情,“我还凶她,嫌她麻烦。因为乡下的孩子最怕父母到学校来,觉得父母很土,叫同学看了不好意思”。临走时,他“好像连头都没回,还在生气”……痖弦哪里想到,作为独子,这是他与母亲的永诀!后来,因为一直得不到儿子的音讯,母亲在绝望中死去。
对此,痖弦后来一直很自责。有一年,他陪三毛去花莲演讲,在飞机上跟她讲起此事。三毛很感动,提笔写下了著名长诗《杨柳青青》,记录了这个告别场面:“小子不知离别伤/怨怪爹娘瞎张忙/只想青春结伴远/哪知骨肉缘尽箭在弦……”全诗感情真挚,催人泪下。痖弦说,三毛写得真好。然而,作为诗人的他自己,却从来也不敢写与母亲的生离死别,“因为太痛苦了,反而不敢去碰,也写不好”。
痖弦是因为痛苦,才不写告别时刻。与他不同,聂华苓却将自己的痛苦告别,写进了回忆录,题为《忆别》。1991年3月22日,聂华苓与丈夫Paul来到芝加哥机场,准备赴欧旅行。在机场,Paul忽然发现,他的爱尔兰鸭舌帽不见了,那是几年前聂华苓给他的礼物。他来来回回地寻找,一面骂自己:“笨蛋!我一定要找到!”后来,一位行人帮他找到了,他一把握住那人的手说:“谢谢!谢谢!这个帽子对我很重要!”还有一刻钟将登机,Paul对聂华苓说:“我去买份《新闻周刊》。”聂华苓说:“好,你去吧。快回来,马上要上飞机了。旅行包、帽子、外衣,都给我吧。”然而,直到旅客开始登机了,他还没回来。聂华苓拖着大包小包去寻找,最后在报刊小摊附近找到他时,他已经倒下了!冥冥之中,那顶帽子成了Paul的告别纪念物,“那帽子至今放在我们卧室床边”。聂华苓的这段文字,看似平静如水,实际悲从中来,令人动容。
前些日子,重读我的大学日记,发现我也曾记录过一段告别时刻。1981年12月31日,是陈仁炳先生为我们上“世界史英文名著选读”的最后一课。陈先生一生坎坷、命途多舛,平时上课时,他总喜欢追忆往事。记得那堂课结束前,他忽然言语哽咽,动了感情,说临别之际,要送给同学们一份礼物: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作为沪江大学学生发表抗日演说的剪报影印件。他说:“这份剪报,抄家时居然没被抄走。现在,课程结束了,我把它印出来,分赠给大家,作为一个小小的告别礼物……”这份剪报,对于陈先生而言,是他的青春记忆,十分珍贵。而我呢,因为少不更事,却只把它当作一页纸、一段文字,随手往课本里一夹,并未上心。要不是这次重读日记,我早已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于是,连忙翻箱倒柜,想找出这份“告别礼物”,却找来找去,也没找到……
唉,没有痛彻心扉的经历,就不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写不好告别时刻的道理。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假如陈仁炳先生今天还健在,由他来写那天的最后一课、写他的“告别礼物”,他会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