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吴昌硕与上海互为成就

王琪森

《海上明月——纪念吴昌硕诞辰180周年艺术大展》将于2024年12月31日在中华艺术宫开幕。此展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规模最大的一次吴昌硕艺展，足可称为“史诗级的缶翁大展”。应当确认，海派书画正是随着1912年吴昌硕定居上海，出现了一个大师荟萃、群贤毕至、精英辈出的鼎盛期，开拓了海派书画的从艺地图，从老城厢扩展至整个大都市，实现了中国书画现代性的转变，成为上海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文化现象。

《海上明月展》是以历史的维度、策展的角度与学术的向度，首次聚焦于吴昌硕定居上海。一个人与一座城，是上海成就了吴昌硕，为他构建了艺术的大平台与都市的大空间。而吴昌硕也以传承开拓的理念、创新包容的意识、开宗立派的气度及家国情怀的追求，真正把海派书画从高原推向了高峰，使海派书画艺术呈现出一种新形态、新业态，从而形成了新生态。这也就是从“何谓海派”到“何止海派”，既为上海城市整个文化功能的转变提供了新的人文精神与艺术取向，也为海派大文化圈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社会贡献和高迈的时代建树。

吴昌硕入住的吉庆里，日后走出了“缶庐三杰”：陈师曾、潘天寿、沙孟海，及一个书画大师团队：陈半丁、赵云壑、赵古泥、王个簃、钱瘦铁、诸乐三、诸闻韵等，还有日本弟子，也属大师级的河井仙郎、长尾甲等。受其艺术影响与笔墨启迪的还有：王一亭、齐白石、刘海粟、朱复戡、高剑父、梅兰芳等。为此，齐白石有诗为证：“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从而使吉庆里成为培养艺术大师团队的摇篮，支撑起了中国艺苑近现代百年的大师之门。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的“吉庆里现象”，是值得专题研究的。

不少日本著名的书画家、诗人、收藏家等，如日下部鸣鹤、水野疏梅、富冈铁斋、内藤湖南、桥本关雪、中村不折、儿岛虎次郎等，他们都相当崇拜吴昌硕之艺，凡来上海，必到吉庆里拜访，从而使吉庆里成为传播中国文化艺术的基地，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1912年吴昌硕定居上海后，他具有鲜明的经济意识，为了吃上一口“肉饭”，他作为主要推手使海派书画市场经济迅速构建，润格飙升，连鲁迅也感叹吴昌硕的“润格如是之贵”（《论照相之类》）。从社会学意义来看，人的经济状态对人的精神形态、价值形态、生存形态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和基本保障，艺术家的精神生产和从艺方式就缺少了必要的、基本的社会物质保障和创作条件。这不仅使海派书画家的创作条件及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为一个城市整体的文化发展提供了经济推动力与从艺保障性。从而使上海成为近现代意义上全国最大、最先进的创作繁荣之地与艺术繁花之都。

吴昌硕在1914年有一本记载全年销售书画的账本《笔墨生涯》。当时订购吴昌硕书画群体主要有三大类，一是笺扇庄（类似后来的画廊）及古董店；二为个人和收藏家；三是日本画商、书画家等，从而为了解、研究海派书画家的经济形态和从艺生活，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城市经济样本和市场经销实录。

吴昌硕的晚年，充分发挥了可贵而自觉的公共精神。1915年，他创作了巨幅“芝仙祝寿图”，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波士顿博物馆还收藏了他的“与古为徒”石鼓文匾。吴昌硕积极参加当时各种慈善赈灾活动，1921年，为抢救国宝汉三老石而到处奔走作画义卖。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不仅支撑起病体作巨幅大画义卖援助工友，并连夜写了长诗《五卅祭》，愤怒控诉帝国主义殖民者的血腥暴行。另外，他还支持刘海粟创办艺校，支持女子美术教育，支持创办浦东医院等，并亲自主持了四次规模盛大的中日书画家交流展，充分践行了一位艺界领袖的时代使命、社会责任、担当精神与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