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的反讽

黄昱宁

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21）英籍非洲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长篇小说《海边》，起初被复杂的情节线绕晕，直到看到在故乡桑给巴尔横遭陷害的男主角奥马尔被迫冒险偷渡英国。临行前，他发现自己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身为受到赦免的囚犯，他没有资格办理护照。

故事进行到这里，之前埋下的所有伏笔都归拢到了一起。当年在房子的交接过程中，奥马尔曾经接触到不少拉蒂夫家的旧物，最后他只留下两样东西。一样是曾让年幼的拉蒂夫倍感屈辱的乌木桌子，另一样就是拉蒂夫的父亲赖哲普·舍尔邦（这就是陷害了奥马尔的仇家）的出生证——而后者，恰巧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充当奥马尔的救命稻草，让他得以顺利办理护照，踏上流亡之路。

说实话，我读到这里非常佩服作者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一个小小的道具就盘活了整个小说结构。在去年古尔纳访华的行程中，我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古尔纳先生自己也很得意。他说：“这张出生证不仅合理推动了小说的情节，而且构成了一个优美的反讽。生活中充满了巧合，主人公正巧获得了这份出生证明，然后办理了护照，而这又恰巧让他因此‘继承’了死去的仇人的身份。”我们不妨再想深一层，奥马尔此后一直沿用这个身份，顶着宿敌的名字颠沛流离，既是出于现实的需求，又带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隐秘而矛盾的情感。同时，也正是这个关键的冒名行为，促成了拉蒂夫与奥马尔的重逢。

《海边》的引人入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个巧妙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本身。以至于，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在小说的技术层面做过多的阐释，就能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奥马尔与拉蒂夫通过不断的倒叙、插叙，互相补充，从互相敌视到各自的记忆渐渐动摇，当年在故乡遥远的海边积攒下的仇恨终于在异国慢慢化解。这个化解的过程并不是靠具体的行动来达成的，而是通过两个人物不断地叙述，通过把过往残缺破碎的经历点点滴滴补充完整。这也正是古尔纳写作的典型风格，他只需要用平实克制的口吻娓娓道来，任凭政治、历史与家庭纠葛在错综交缠的人物关系中冷静而缓慢地流过。当奥马尔与拉蒂夫身处故乡的时空中时，他们无力看清历史的全貌，只能感受到互相施加的压力与伤害；唯有时过境迁，跳出局外，才有可能在陌生的环境中、在彼此都具有“同病相怜”的移民身份时，达成和解。

读小说时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海边》写两个家族之间琐碎而悠长的隐痛被慢慢揭开，这样的情节、这样的写法，我在那些典型的西方小说里其实见得并不多。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对小说中牵涉的复杂的家庭结构、拥挤的环境、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态，特别是其中那段因为两套房产所产生的纠纷，都会产生某种莫名的熟悉感，甚至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