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正
我上世纪90年代末从学校图书馆借阅美国短命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小说选,那时年轻,感情充沛,记忆力特别好,一下子被吴岩翻译的短篇小说《火车与城市》的一句话打动,“少女偷偷换上花裙子出门,她行走在灰白街道上,春天迎面而来”,牢牢记住了这句话。
过了好些年,我买到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全系列,重读从那本小说选读过并抄写过的短篇小说《远与近》,读到选本不可能选入的长篇小说《天使望故乡》……但是,重读《火车与城市》,却没有读到曾经打动我、至今念念不忘的那句话。这让我非常吃惊。我核对了译本,也是吴岩译文,这一点千真万确。《火车与城市》开篇第一句话是,“那年春天来临像魔术,像音乐,像歌曲”。第二句话变得复杂:“有一天,空气里弥漫着春天的气息,春天灵气的忽隐忽现的预兆,以其变幻着的美丽形象充满人们的心,将突如其来的、不可思议的魔法,施展于灰色的街道、灰色的人行道,施展于灰色的、密密麻麻的、芸芸众生的无名人潮。”后面,小说确实写到了姑娘、妇女,美丽的金发、红色丝绸上衣,但就是没有写到裙子、花裙子。
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托马斯·沃尔夫小说选之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发表于当地日报“周末版”,是继高中之后,第二次发表。这篇勉强可以称为作品的短文,其实是一篇中篇小说的后记改写稿。那是我的第二篇中篇小说,叫《业余人》。上高中时写的第一篇中篇小说,叫《鬼国》。它们后来都被毁稿了。我多次想过但一直没想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取那么古怪的标题。《业余人》篇幅更长一些,几乎耗尽整个暑假的夜晚才写完。那个暑假的白天,我去最远达一个半小时行程的地里,背回父母挖起来的土豆。每袋土豆一百多斤,倒在堂屋一角似乎会变少,上面的湿泥和潮气也会很快变干。一天凌晨我醒来,忽然觉得写完小说这件事比背回土豆那件事还重要,得用后记交代一下。家里真是太穷了,没有书桌,我用四根木桩钉了一个架子,用若干竹篾拉扯,用一张纸板铺上。而且也不通电,煤油灯照明。油灯名字却特别好,叫亮子。后记写完,天也亮了。我家住在巨大斜坡上,屋后高高的土坎遮挡了窗户光线,即使正午,屋内也十分幽暗。高高的土坎也是窄窄的土路……灭了微弱的亮子,我心里蹿出旺盛的火苗:将来,一定要娶一位穿花裙子的姑娘,带她走上这窄窄的土路,走下这高高的土坎,回一趟家。过分的是,我竟然因此修改后记结尾,等于将这火苗投放进去,通篇老实交代险些化为灰烬。
又过了好些年,我终于想清楚了:不是作者托马斯·沃尔夫在短篇小说《火车与城市》或他任何一部小说里写到花裙子,而是读者我一意孤行、不管不顾,非要读到“少女偷偷换上花裙子出门,她行走在灰白街道上,春天迎面而来”这句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