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

徐建融

传统“师傅带徒弟”的学艺方式，大多表现为学生给老师打工，如五代钟隐向郭乾晖学画，“讬馆寓食于其家，甘从服役……阴伺其画而心得之”；近世程砚秋先生向荣蝶仙学戏，更加服劳役。这种教学方式，从今天学校教育的立场看，似乎是“老师剥削学生的劳动力”。可是，当时的学生却多视作最好的学习方式并对老师感恩不尽。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的三十年间，我的主要学历都是在为老师“打工”中度过的。这段经历不仅使我学到了许多，今天想来更使我感到实在是老师们在为我“打工”！此中，尤以相伴《辞海》编纂五十年的体会为最深。

大约是1975年，《辞海》第三版的编纂正式启动。美术学科主要由上海中国画院的孙祖白、邵洛羊、翁闿运等负责。复旦大学的伍蠡甫先生是画院的编外画师，擅长艺术史研究，所以也参与了负责工作，但不常去。当时的我还在农村种地，因爱好传统文化尤其是书画，所以农闲时常去画院向老先生们请教。看到孙先生他们在编《辞海》，列条目、查资料、写文稿，有条不紊地忙得不亦乐乎，所以也凑了上去，偶尔插几句话、问几个问题。孙先生见我好学又略有悟性，便叫我打下手，到资料室陆俨少先生那里查些文献，或把已经成文的条目排个次序……很得老先生们的好评。

孙先生与唐云先生在同一画室，两张大画桌对面并排。我本来爱好唐先生的花鸟画，现在又对美术史发生了兴趣，孙先生便向唐先生夸奖我。为此，唐先生后来还送了我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的傅抱石《中国绘画理论》。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我后来常有引用，但由于并世的美术史家们似乎都没有见到过这本书，竟说我所引傅的话是没有依据的伪造，傅根本不可能讲这样的话，云云。所以在傅逝世五十年后，我便让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了此书；而1936年的那本商务版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手中，只是纸张脆到不能再翻动了。

不久，《辞海》第三版和“艺术分册”先后出版，我虽未在书中列名，但因实质性的参与，极大地扎实了我美术史的基础，并考上了浙江美院王伯敏先生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孙先生已不幸去世，伍老、邵先生等继续为辞书出版社编写《中国名画鉴赏大辞典》《中国美术大辞典》和《辞海》的第四、第五版，我便以编委的身份正式参与了，“打工”也打得格外卖力。

进入新世纪以后，在邵先生的推荐下，我承担了《辞海》第六、第七版和正在进行中的第八版的主编工作。因此，我又成了《大辞海·美术卷》的第一主编、《美术辞典》的主编和《中国名画鉴赏大辞典》（珍藏版）的主编。所有这些成果，实际上都是在前辈们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今天更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更先进的方法手段加以精益求精而来的。如果说，当年的这些成果，是作为学生的我在为老师们“打工”，那么，今天的这些成果，不正是老师们为我“打工”的结果吗？当年，名列编委而有机会帮老先生打工的年轻人不止我一人，唯有我打得最用心、用力，不少人认为我这样做很傻、很吃亏。但随后收获的丰硕成果证实了“吃亏是福，舍出即得”的古训！今天的学校教育中，学生是否愿意而且明白这样为老师“打工”，实际上是老师在为你“打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