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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信息从DNA经RNA传递至蛋白质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博士后 张力 研究员 程红
过去半个世纪,DNA被视为遗传信息的核心载体,而RNA则一度被认为只是DNA与蛋白质之间的“信使”。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RNA并不仅仅是基因表达过程中的“过客”,更拥有极为丰富的功能和潜能。
从基础生命科学到新型药物开发,从癌症治疗到传染病防控,RNA的研究进展正在深刻改变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也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科研竞赛和产业布局。
百年探索
从发现到突破
科学家们对RNA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1868年,米歇尔在白细胞中首次发现核酸;1909年,列文成功完成了对核糖核酸(即RNA)与脱氧核糖核酸(即DNA)的成分鉴定。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58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克里克提出“中心法则”,即遗传信息的流动方向为DNA→RNA→蛋白质,这一理论揭示了RNA作为遗传信息传递者的核心地位。
如果将细胞比作工厂,那么DNA是保险柜里的设计图,蛋白质是最终产品,而RNA就是勤劳的工程师,既能根据设计图下达指令(mRNA),又能搬运原料(tRNA),还能组装生产线(rRNA)。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完成了一项令人震撼的突破——成功合成了酵母丙氨酸tRNA。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出一个完整的核酸分子,也是继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之后,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的又一座里程碑。
随着研究深入与技术突破,科学家发现RNA的类型远比想象的复杂。它们有的能像“分子开关”一样决定基因表达(m iRNA);有的会形成闭合环状结构,参与疾病发生(circRNA);有的则作为向导帮助基因编辑系统实现精准定位(gRNA)。同时RNA上的修饰也在逐渐被科学家所解析,这些修饰参与调节RNA的稳定性、定位与功能。这些发现不仅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多姿多彩的RNA世界,也让科学家有机会“驾驭”RNA。
技术发展
机遇与挑战并存
2020年,mRNA疫苗的横空出世,让RNA技术站上了抗击疫情的舞台中央。mRNA疫苗就像给细胞发送一封“病毒说明书”,细胞可以自行制造病毒蛋白模型,引发免疫反应。与传统疫苗相比,mRNA疫苗研发更快、调整更灵活,只需知道病毒RNA序列就能快速开发。
其实,RNA技术早已被科学家应用于生物医疗领域的方方面面。与化学小分子不同,RNA药物依赖特定序列,理论上可靶向所有已知蛋白甚至“不可成药”的异常蛋白靶点。从1998年首个RNA药物(Fomivirsen)获批,到如今大热的RNA编辑技术,RNA药物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目前,全球有500多种RNA药物正在研发中,靶向治疗癌症、遗传病等各种疑难杂症。
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与化学小分子相比,RNA更不稳定、易被降解、递送效率低、易引发炎症或副反应。这提醒我们,生物医学研究需谨慎,不可忽视潜在风险。
好消息是,随着科学家对RNA研究的深入,通过优化RNA序列、化学修饰和封装递送系统,RNA正在变得更可控,未来RNA药物有望成为生物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焦点
中国正在赶超
RNA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和医药研发的焦点。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技术平台和产业化上领先:美国在RNA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相关企业如莫德纳、阿里拉姆等建立了成熟的研发平台;德国生物新技术与辉瑞合作研发的mRNA疫苗领先全球;英国、瑞士在核酸药物和基因治疗上持续投入;日本在RNA化学修饰和递送系统上积累深厚经验。
中国在RNA领域潜力巨大,但仍面临挑战:高纯度修饰核苷、体外转录酶和高效递送载体等原料依赖进口,RNA递送系统、RNA测序与编辑技术存在专利壁垒。为此,我国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RNA研究纳入“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及“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特别是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赋能药物创新的RNA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2025年度项目指南》,旨在通过基础研究突破与技术创新,解决RNA药物创制的核心瓶颈问题。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凭借国家支持与科学家努力,中国有望在RNA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从1868年的偶然发现,到如今前沿医疗应用,走过了150多年历程的RNA科学正迎来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