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那个地方

吴莉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苏智良教授在《夜光杯》上写了一篇《日军“慰安妇”研究33年的历程》，其中提到了“大一沙龙”。那里的屈辱往事，多年前我也是读了他的文章才知道。而我，去过那个地方。

小学五年级时，班上转来位从山东农村来的女生，年龄比我们大些，叫李文英。那时正有一部电影《寂静的山林》上映，是男孩子们都爱看的反特片，里面的女特务也叫李文英。调皮的男生常冲着新来的她大喊：李文英，李文英！吓得她直哭，不敢来校上课。李文英的基础本来就差，学习跟不上。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老师让我去她家帮她补课。

李家住东宝兴路、四川北路路口的独幢花园洋房，进门有个弧形的院子，栽满花木，一米高的大瓷花瓶矗立在台阶边。李父是解放后随部队南下的一位普通老兵，李母于是携女随军来到上海。当时此地可能是部队家属宿舍。李家房子小，只有一间朝西房，面积约十五六平方米，进洋房大门左面就是。她家摆设极简单，没有什么家具，只见一张大床靠墙。这床没有床架，南北两头都顶着墙壁，窗沿下面凿出半尺高的长内柜，也没有柜门。这是一般家庭里不曾见过的。补课时，我们就坐在床边。床高，小孩脚悬着碰不到地。李文英曾顺手从柜里摸出几样小物件给我看，她刚从乡下来，不懂这些，问我是什么东西。因为不能吃又不能玩，更不像玩具，我不感兴趣就没细看，现在也想不起来了。李家对面邻居房门常敞开着，摆设也差不多。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大一沙龙”，做过日军慰安所。联想少年时所见，才明白李文英家的屋子与常人不同的原因了。

“大一沙龙”位于横浜桥南面，它附近还零星分布着几处日军慰安所。我家老宅是四川北路1466弄“三新里”，该弄地处四川北路、虬江路口，是条外表光鲜亮丽的石库门三层楼弄堂。1466弄左边沿街面的一排房子，底楼是店铺，曾经有邮电所、服装店、五金店、四川泡菜店等。每家店铺与楼上房屋都不相通。几家店铺相连的中间有扇双开的大木门，门外面是21路等公交车站的停车站头，里面是楼梯，直通二、三楼。几幢房屋的二、三楼墙壁是打通的，有条长长的通道。沿街的一面，仅用薄薄木板将房间隔成小小的开间。房与房之间隔而不断，因为板壁没有从地板一直隔到天花板，尚有尺把的距离，其间用寸把宽、尺把长的木条斜着隔开。日军就这样将原本独立完整的住房，强行“改造”成了慰安所。二十多年前，我见过一份虹口区印发的材料，里面就提到过这处慰安所。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市民住房紧张，这里改成了百姓居屋。我没有进过这地方，楼里的细节是听我妹妹们讲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孩子们入小学按户籍所属地段分配学校，班里的小朋友都是左邻右舍的邻居。孩子们串东家、走西家很正常，各家居住情况由此熟悉。

仅四川北路而言，就我现在知道的日军慰安所就不止这几处。随着城市建筑的快速改建，四川北路变化很大，三新里成了四川北路公园。当年房主早已谢世，当年的孩童，如今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年幼时，我们对很多屈辱往事并不清楚，现在也只能凭记忆回顾点滴蛛丝马迹。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有义务把它抢记下来。苏智良教授说，它是世界二战史的一个部分。旧址拆迁了，但历史不能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