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香里开新酿

崔铭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李清照《醉花阴》

在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中，重阳节飘着秋菊的清香，点缀着茱萸的枝叶和花果，洋溢着人们的欢欣、期盼与思念……然而，这充满诗意和温情的节日，其源头却透露着华夏远古先民对无妄的灾祸与邪祟的深深畏惧。从阴郁的“凶日”，到欢乐的“良辰佳节”，九九重阳的华丽转身，融合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记忆，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重阳文化。

“重阳”一词，本义指“天”。古人认为“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它的引申义则是一种疾病，典型症状是周身发热、脉象过于旺盛，上古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和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对此都有详细描述。直到南朝梁代，诗人庾肩吾“献寿重阳节”（《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一语，才首次将“重阳”与九月九日这个特定日子联结起来。因为古人以一、三、五、七、九为阳数，九为阳数之极。九月九日恰是两个阳数相重，故称“重阳”。但极阳并非吉兆，在物极必反的观念里，阳极必变，盛极则衰，过盛的阳气反而会引动阴邪，九月恰逢秋寒乍起、草木凋零，更添了几分肃杀之气，因此这一天被视为“凶日”，避灾驱邪便成为九九重阳日最初的核心诉求，相关仪式及其必要性，生动地保存在一个幸运与恐怖交织的传说故事中。故事讲述某年九月九日，桓景一家在费长房的指导下，凭借佩戴茱萸、登山饮菊花酒，逃脱了灾祸，而留在家中的牲畜则全部暴死。

费长房是一位被高度神化的历史人物，见于《后汉书·方术列传》。由此可知，故事设置的背景是东汉，正是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重阳节形成期。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说：“九月九日可采菊花。”《后汉书》中亦有“（汉献帝）兴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赐公卿近臣饮宴”的记载。更早的记载见于《西京杂记》，这是一部杂抄西汉故实和遗闻轶事的书籍。书中记述汉高祖刘邦宠妃戚夫人的宫中生活，每逢九月九日，便会佩茱萸，食蓬饵（以蓬蒿制作的饼），饮菊花酒。无论是传说故事，还是正史、杂记都表明，从汉代开始，面对未知的灾祸，人们不再被动畏惧，已经找到了应对方法。而茱萸、菊花酒以及秋日登高所蕴含的中医药原理，也表明人们已经发现，“凶日”并不神秘莫测，而是天气、物候周期性转换带来的影响。

如此简单、日常化的驱邪仪式，迅速推动了重阳日的娱乐化和节庆化。于是，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直至今天，九九重阳，被文人骚客赋予风雅诗意，被普通百姓添加俗世欢愉，人们不再将它视为“凶日”，而是“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曹丕《与钟繇九日送菊书》），逐渐注入尊老、敬老、爱老的全新内核；登高也不再是仓皇避灾，而是吟赏秋景，即目抒怀，并进一步发展为有益身心的社交活动；茱萸退去了巫术的迷雾，成为节日的装饰与情感的载体；菊花酒也不再是祛邪的灵药，而是亲朋欢聚时助兴的甘露，随之又衍生出赏菊这一既充满雅趣且喜闻乐见的审美文化活动；此外，还有点缀着大枣、栗子、松仁、银杏等时鲜秋果的重阳糕，在相互的馈赠中传递丰收的喜悦……

那个令上古先民畏惧的“凶日”，就这样从灾厄与禁忌的束缚中挣脱，如同清寒苦涩的秋菊，被一代代中国人用真挚的情感与生活的智慧，重新酿造，最终凝成了今日这一杯充满生命礼赞的醇美佳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