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道路

陆源

黄庭坚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宋人书。往时苏才翁笔法妙天下，不肯许一世人，惟称文正公与《乐毅论》同法。”时论范仲淹书法“文醇笔劲，既美且箴”。他在《道服赞》中写道：“虚白之室，可以居住。华骨之庭，可以步武。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这一件范仲淹的传世真迹，能够让今人看到书写者之整体形象——以其毕生劳绩、挫折和词赋文章为烘托——与他同乡范中立毫端“峰峦浑厚，势壮雄强”的北方高山大岭玄秘契合了。事实上，《溪山行旅图》所画，恰恰是两范故乡的真景原貌。

文正公喜好弹琴，但平日只弹《履霜》一曲。他切盼世间有一百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希文，但这当中不必包含范希文自己。早年的穷乏既没有毁掉他，也没有侵蚀他。不过，我无意仿效井上靖虚构成吉思汗雄心的源泉及流径，将范仲淹的言行志趣归因于他渴待人们认同其高贵世系：唐朝宰辅之遗裔。我更情愿相信，范仲淹幼秉庭训，在多年的攻读生涯中耳濡目染，以至某一刻如饮醍醐，禀受了伟大传统的热烈召唤。二十六岁举进士第，他才绍复宗姓，获晏殊汲引表荐而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任秘阁校理。“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大概范希文自己也没想到，他报答晏殊知遇之恩的方式，居然是向举主耿介抗言。天圣六年冬至，宋仁宗赵祯率百官给临朝称制的刘太后贺寿，范仲淹上疏，批评未执权柄的皇帝逾越礼度，并敦请太后还政。此番动作令晏殊煞实惊怵，急欲阻止。然而范仲淹谠论侃侃，卫护仪典，略无退让。于是贬河中府通判，再徙陈州。越三年，刘太后崩殂，范希文回汴京任右司谏。权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操控铨授，范仲淹上《百官图》，“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他胆大妄为的指摘自然会遭到报复，终与尹洙、欧阳修一同谪放转徙，蹭蹬失意。妻子李氏不久亡逝。

世人每每称道范希文《灵鸟赋》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句，它经常引发诸多低层次的误解，产生类似于“轰轰烈烈”的怪诞联想。其实作者旨在强调，无论如何，我等之所以坚持到底，终始弗渝，纯全是天性使然：“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

宝元初年，李元昊称帝，举兵南侵。范仲淹右迁龙图阁直学士，经略陕西。在延州前线，两鬓染霜的范仲淹拓疆御寇，采行步步为营的战略压迫西夏军。他遣兵攻入敌腹，更在十天内奇迹般筑起了一座大顺城，即《渔家傲》中“长烟落日孤城闭”之“孤城”。“此间边事，夙夜劳苦。”范仲淹的感遇，可以想象，必定复杂难言。而据《东轩笔录》记载，欧阳修尝将范仲淹“塞下秋来”数阕讥为“穷塞主之词”，同时，他本人也作《渔家傲》一首：“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他对朋友说，这样方无愧乎统帅之职权。欧阳修比范仲淹年轻近二十岁，自视德充才盛，始终以书生气飘在半空。饶是如此，他仍代表了文人士大夫的普泛见解，即范龙图战绩不彰。

坐镇庆州四年里，经范仲淹扶携的后起之秀，文有滕宗谅，武有一代名将狄青。庆历中，李元昊请和，范仲淹拜枢密副使。欧阳修等人认为宰相王举正昏耄无能，共推范仲淹取而代之，遂改任参知政事。范仲淹又一次固辞诏命，理由是“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很显然，除非天子问策，否则他无法接受宰弼之位。不久，皇帝赐手诏。范仲淹退而献条陈十事。随着一道道谕旨渐次颁榜，“庆历新政”全面铺开。种种举措，伤及豪家富室的实际利益，自然引起了剧烈反弹。恰恰在双方的攻防愈演愈烈、宋仁宗与范仲淹的默契日趋减衰之际，擢升右正言、知制诰的欧阳修，以变法鼓手和范氏阵营干将自居的才士欧阳修，向皇帝呈上了他务虚名而招实殃的奏章《朋党论》。此文一现，范仲淹的敌手弹冠相庆。欧阳修由宋仁宗敕裁，贬离邦畿，如愿以偿赴滁州做太守，书写他留传百世的《醉翁亭记》去了。范仲淹总算明白，一个欧阳修想帮他，比十个吕夷简想害他后果更严重。皇祐四年，一代名臣范希文病逝于上任颍州途次。

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歧异，或许正是两种最根本世界观的深刻歧异。所以，在《岳阳楼记》的千古名句之前，范仲淹用了“其必曰”三字，而欧阳修为范仲淹所作《神道碑铭并序》则存在细微差别：“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对此，我只想说，范仲淹本人的客观化语调，绝不是随随便便形成的。欧阳修貌似同声相应，实际上终未明识范仲淹之志：这当然不在于他笨，而在于归根到底，两人要走的道路大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