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的忧伤

黄明嘉

拙译《蜗牛日记》是德国作家、1999年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记叙格拉斯1969年助力社民党参与联邦议院竞选，百忙中还欣然接受纽伦堡市的邀请：1971年去该市出席画家丢勒诞辰500周年庆典活动并作演讲。他搜集资料、撰写讲稿就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缘起。

丢勒家庭生活不美满。1514年，丢勒母亲仙逝，他悲痛逾恒，遂创作了版画《忧伤女神I》。格拉斯在讲稿中对此画作论述，并扩充阐发丢勒的忧伤主题，讲述他在过往和现实生活中所遇所知的N个“忧伤女神”变体，重点放在与“蜗牛”这个元素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上，也旁及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劳动群体。

正如某些文艺作品以乐境写悲益增其悲，格拉斯用幽默写忧益增其忧。

书中着墨最多的主人公茨魏菲尔从小就有采集和饲养蜗牛的癖好，观察和研究雌雄同体的软体腹足动物蜗牛如何彼此受孕。他同情犹太人，反对开除犹太学生；他怀疑一切，讥评希特勒极权主义，尤以论文《蜗牛在忧伤与乌托邦之间的调和作用》而获罪。为躲避党卫队追踪和刑讯，他藏匿于自行车商施托马的地下室，从此暗无天日地苟活着。其实他也没闲着，在地下室除了给文盲房东读报、讲前线消息外，还用房东女儿丽丝贝特从公墓捉回的蜗牛搞比赛游戏；给房东父女讲经典文学故事；用破床单做幕布，躲在幕后用各种帽子代表各色人等演戏。这真是应了我国那句“叫花子撒穷欢”的俗语。二战结束，茨魏菲尔自己也患上忧郁症，令读者唏嘘不已！

另一个忧伤主角奥格斯特，其青春韶华全都浪掷于军中，战后失去战友情谊，家中没有给他丝毫温暖。他以采集蜗牛和蘑菇混日子，后组建一个名为“与原子死神搏斗”的社团，目的是发表己见，倾吐积郁。可怜他常常欲说还休，因为逻辑混乱，词不达意（战时失教的后果），屡遭讥讽和歧视。社团分崩离析后，他这个和平主义者在万般孤苦和百无聊赖中自杀，令读者对他那恰似我国古诗中所言的“忧思独伤心”（阮籍）、“气结不能言”（曹植）的愤懑不由得一洒同情泪！

二战后德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和平时期，绩效指标、产能过剩是产生忧伤变体的根源。流水线上的劳工，其产品和人手动作均以秒钟计量，他们对自己也感到陌生了。另一方面，单纯的物质丰裕并不能使人幸福，反而滋生负面情绪。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被破坏，交际困难，生活在“社交孤岛”“信息碎片化水塘”中。这是“人为物役”的苦闷，富足中的烦恼，格拉斯幽默地称之为“前进中的停滞”。

格拉斯在谈到自己时，也幽默地调侃那些无伤大雅的日常经历和自身体验，从而产生一种“玩梗”反差趣味和阅读快感。姑举数例，以概其余：

“我再也不能像我14岁时那样阅读了，那样纯粹地阅读。（我妈为了向姨妈证明他儿子神不守舍，就塞给我一块肥皂，而不是一块抹上李子酱的面包片。）”

“我出名以后，我的领带、便帽、手巾和整段整段文句……全都被人偷走了。（名声这东西，似乎在制造一种开始撒尿的快乐。）”

格拉斯对诸多事物的看法可谓鞭辟入里，切中要害，且理趣盎然。例如：

“但凡善于把主观非正义变成骗人的客观正义的人，我全讨厌。”

“我们必须对历史（无主见的傀儡）负责。”

亚里士多德是首位给忧伤正名的人，他论证忧伤是杰出艺术成就和科学成就的起因。在格拉斯看来，忧伤女神与乌托邦女神这对孪生姐妹与雌雄同体的蜗牛一样，既相互排斥又彼此受孕。人由忧伤而生怀疑，由怀疑而生乌托邦。忧伤理论劝导拒绝，乌托邦理论呼唤解救，呼唤变革社会现状的力量。格拉斯用幽默把忧伤和乌托邦理想主义调和起来，也用幽默缓解暴烈激进者的紧张情绪。也许，持续渐进的改革就是格拉斯心目中的“蜗牛原则”。由此，本书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其文学性达到新的哲理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