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竹椅

李新章

我与阿哥的童年，绑着同一把竹椅，吱嘎吱嘎的，在一个遥远而陈旧的空间低吟，时而清澈，时而浑浊。时过境迁，关于那把竹椅的一切，在兄弟俩的记忆里，仅存一些朦胧的勾勒，直到涂抹上母亲真实而多彩的讲述，它的往事，才重新跃然纸上。

阿哥出生七个多月后，父亲就去苏北当兵了。送别，是在一条长长的村路。路的两边，大片的金黄的秋天，正懒散地躺在稻田里，稻子秀出的饱嗝似的穗子，低着头，闪亮的谷粒连成串，如母亲脸上的泪珠。三秋到了，母亲与外婆都要出工收稻，只得把尚是婴儿的哥哥绑在一把竹椅上，锁在低矮而昏暗的灶头间。母亲说，无论隔多远，都能听得见儿子的号哭。每次回去喂奶或收工回家，推门见到的，十之八九是倒下的竹椅——被绑着的阿哥早已睡着，弱小的身子仰躺在竹椅上，眼泪流经耳朵，渗入泥地——那两摊深色的泪迹，如两斑焦点，烙在母亲的心上。稻谷入仓时，阿哥的耳朵却已溃烂。

我比阿哥幸运，出生时，生产队有了托儿所。那把绑过阿哥的竹椅传给了我，陪伴我进托儿所。也许，我天生与那把竹椅过不去，常把它侧翻过来，双手捏着它的两只前脚，一圈圈地在托儿所的地板上推行。只有在每天靠近黄昏时，我才把竹椅翻正过来，让椅子的靠背挨着西墙，安静地面东而坐，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东窗外那条泥路。不一会儿，母亲疲惫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那条路上。我便从竹椅上弹起，奔去托儿所门口候她。随后，蹦蹦跳跳地跟着母亲回家。

五岁那年，要告别托儿所了。那把竹椅终于被我推散架了，散成一堆竹管与竹片。母亲没舍得丢弃，把它们带回家里，用铅丝扎了扎，它就重新活了过来。我坐上它，它又吱嘎吱嘎地响，像在求饶似的。

晃眼间，半个多世纪的光景，如一段延时摄影的录像一闪而过。那把浮在记忆尽头的陈旧竹椅，早已寻不见一点颜色。而另一把竹椅，像一艘冲破尘封记忆的小船，停靠在老宅客堂的西壁。八十多岁的母亲，安静地面东而坐，目光时不时地看着客堂的东窗——看得见窗外那条开阔的水泥路。

镇上的房子乔迁时，淘汰下一套六成新的烟灰色的布艺沙发，搬到乡下老宅宽敞明亮的客堂里。老两口东摸摸、西摁摁，咧嘴笑着，牙床都露在外头。我对母亲说，把那把破竹椅扔了吧。说罢，径直朝西壁走去。母亲一把抓住我的手臂，用小孩子才有的眼神仰视着我说，不能扔掉的，语气中流露出焦急、乞求的意味。

一次，我独自回老宅，汽车就停在客堂东窗的外面。透窗而视，母亲蜷着身子，坐在西壁靠墙的竹椅上打盹。我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摁一下喇叭，但关车门的声响依旧惊醒了她。母亲惊觉地从竹椅上站起，目光一扫以往的迟钝，呈现出一种迫切想要掩盖什么的表情。推门而进时，我看见母亲早已端正地坐在沙发上，尴尬地笑望着我。那套沙发，被三种不同颜色的旧被单严严实实地保护着，母亲就坐在被单上。不一会儿，父亲打着呵欠从里屋出来。我问他，母亲是不是舍不得坐沙发。随后拧着眉头埋怨道，我都说了，坐脏了，外套可以拆下来洗的。父亲游移的眼神瞥了母亲一眼，喃喃地对我说，竹椅正对着东窗嘛，能第一眼看到你们回家的车子。

我抬头从东窗看出去，那条宽阔的水泥路，在我潮湿的眼眶中瞬间变成托儿所窗外的那条白亮泥路——年轻的母亲正朝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