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极端行为并不等同于抑郁

这几年，被带进精神科诊室的孩子越来越多，家长开口第一句常常是：“医生，他是不是抑郁了？”看到孩子情绪低落、说消极的话，甚至出现极端行为，很多家长自己先下结论了。

从事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工作40多年的杜亚松教授见过大量这样的家庭，他常提醒家长：很多时候，问题不在孩子，而是亲子关系和家庭沟通出了问题。

为孩子们打造“开放”病房

杜亚松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主任，退休后在上海星晨儿童医院（复旦儿科新虹桥分院）任精神心理项目总顾问。专访中，杜亚松聊的第一件事，不是看过多少病人，而是他这辈子没做成的一件事。

“我年轻时做精神科医生，儿童青少年住的都是封闭病房。我一辈子的愿望，就是为孩子们做成开放病房。”2024年，他来到星晨儿童医院，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按照自己的理念建设儿少病房。

为什么这么在意“开放”两个字？“因为看了太多被关起来的孩子。儿少精神病房，门一锁，手机没收，窗户限位。安全是安全了，可把孩子关起来，既不符合伦理，也违背孩子的天性。小朋友本来就是要玩耍的，在这里，孩子可以自由活动，正常玩乐，手机、电脑都不会‘一刀切’限制。”他说，如果能把住院体系搭建好，这个心愿才算真正完成。

他坦言，近些年心理问题就诊量走高，大众对儿童精神疾病的关注度持续上升。一方面，识别能力提升、科普普及，让不少以往被忽略的重症病例，比如双相情感障碍、重性精神障碍得以被及时发现；但另一方面，网络信息鱼龙混杂，不少自媒体简单把情绪低落、对抗家长和抑郁症画上等号，无形中放大了焦虑，也催生了很多误区。

在他看来，老师往往是最先捕捉到孩子异常信号的人。他曾指导学生就此开展研究，结果印证：老师提供的观察信息，往往比家长的描述更客观全面。在学校这个环境里，有横向参照，孩子注意力下滑、情绪突变、社交退缩很容易被发现；可很多家长容易选择性忽略，简单归为“孩子只是叛逆、调皮”，错过了早期介入的时机。

是“病”还是家庭关系问题

杜亚松见过不少家庭，孩子的冲突行为，本质上不属于精神疾病，而是亲子沟通、家庭教养模式亮起红灯。

有一名13岁女孩，执意要买价值1.3万元的限量球鞋，妈妈十分不解，抱怨孩子攀比。杜亚松听完反问这位妈妈：“你自己买5000元的鞋子，孩子天天看在眼里，学着你的样子，又怎么单单怪孩子呢？”这是家庭示范带来的消费观冲突。干预的重点是家庭行为干预，引导家长和孩子建立规则、好好谈需求。

还有一个孩子，习惯把纸箱、废品攒起来，定期卖掉，把钱交给爷爷。父母实在受不了，怎么会养出一个“捡破烂”的孩子？乍一看像囤积障碍，但杜亚松没有急着往病上靠。聊下去才知道，爷爷本身崇尚节俭，这个习惯是老人潜移默化带给孩子的。“废品回收是很好的行为，只需要和家人商量好规则，固定周期清理售卖就可以。”杜亚松说。

很多孩子出现极端行为，在杜亚松看来，可能不是孩子出了问题，而是大人还没有学会怎么和孩子相处。杜亚松做家庭治疗很多年，他的建议具体到有点“不近人情”：父母先改，孩子后改。你觉得孩子不跟你说话，你先想想上一次你听他说话是什么时候，中间打断了几次……孩子的问题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往往是大人不想看的东西，要先分清是“病”还是家庭关系问题。

孩子心声比“病名”更重要

当然，也有真正罹患精神疾病、需要住院规范干预的孩子。杜亚松说起一个让他印象很深的病例：一对高学历夫妻，两人求学、创业一路顺遂，回国之后事业受挫，便把全部期待寄托在孩子身上。才8岁的儿子确诊抑郁症，入院接受系统治疗。

上海星晨儿童医院打造了门诊、开放式儿少精神病房、神经调控、身心疗愈四位一体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干预体系，作为总顾问，杜亚松也参与相关方案的指导工作。入院第一步是全面评估——覆盖孩子发育水平、心理状态、认知能力，同时细致梳理家庭环境、亲子互动模式。

杜亚松说，一个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可能是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昨晚爸妈吵了一夜他没睡着。很多家长习惯急着定性、贴标签，急于找到一个“病名”来解释孩子的所有反常。其实孩子最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份诊断证明，而是父母愿意停下指责，蹲下来认真听一听他心里的声音。

本报记者 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