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出国门

王佳彦

1994年岁末，我接到上级通知：1995年初，将代表上海国际电影节赴德国、奥地利、英国，参加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相关活动。那一刻，心中欣喜难抑。在那个年代，出国是难得的机遇，而我已年过不惑，此前从未踏出国门，对外面世界的广阔几乎毫无感知。

随后便是办理护照、兑换外币，又拿着服装补贴去培罗蒙定制西装；家里还托裁缝为我缝制了一件御寒大衣。各项事宜有条不紊地筹备着，心里也一天比一天踏实。

1995年2月12日，我身着西装、系好领带，满怀欣喜地来到虹桥机场国际出发口。那是我第一次出关，登上东航的国际航班。我与同行的青年导演吴天戈一路天南海北神侃，不知不觉便飞抵德国法兰克福转机。双脚踏上欧洲土地，满目皆是新奇。偌大的法兰克福机场，于我而言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如果说法兰克福机场像一座足球场，那时的虹桥机场便只像一方乒乓球台。

飞机临近柏林上空，向下俯瞰，满城苍翠，足球场随处可见。那一刻才懂得，德国足球之所以强盛，原来并非偶然。早春的柏林寒气尚重，我穿着上海定制的大衣，毫不觉得冷。想来是心底春风荡漾，便也不觉得寒意袭人。

初到柏林，漫步街头，恍如隔世。街上车流不息，自行车却十分少见；出租车多是宝马、奔驰，不少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自驾出行，车窗半开，常有小狗探出脑袋张望。车辆驶入地下车库，全程不见工作人员，进出全凭刷卡闸机，看得我惊叹不已。

街边施工的脚手架全部由铁管搭建，管件衔接依靠卡扣和螺丝固定；而彼时上海多用长毛竹搭脚手架，接口以竹绳捆扎，耗费大量人工。德国这套铁管脚手架规整牢固，施工效率高出不少。街头还有一种三棱旋转广告牌，可轮番展示三幅画面，工艺并不算复杂，当年的我却驻足观望许久。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一幕发生在深夜十一点多。街上行人寥寥，车流稀少，我们返程回酒店时，看见一位老人在路口等候红绿灯。那条马路十分狭窄，几步便可跨过，路上也不见来往车辆，老人依旧静静伫立等候。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我。那并非刻板固执，而是根植于骨子里的对规则的敬畏。时至今日，那个画面依旧清晰。

现在回想，还有一桩趣事：当年，无论正式场合还是闲暇外出，我始终穿着那套培罗蒙西装，领带也打得一丝不苟，总觉得身在海外就该西装革履。好比后来几年在南京东路上，看见身着西装领带的外地游客。

距离那次远行，转眼已是三十一年。当年那些令我惊叹的见闻，如今在国内早已寻常。上海坐拥虹桥、浦东两大机场，规模气度丝毫不输海外；各式各样的户外广告牌随处可见，进出停车场都是自动开启，国民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也有了长足进步。如今再出国，常常感慨有些地方反倒不如国内：没有共享单车，没有移动支付，单论饮食风味，更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中国相比。

但细细回味，那次远行留给我的，远不止那些大开眼界的“第一次”。人唯有走出国门，眼界方能真正开阔。那趟旅程，让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世界原来可以那么大，却又可以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