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也有好律师

张燕

小时候，我家着过一场大火，全部财产付之一炬。肇事邻居蛮不讲理，百般推脱，拒绝赔偿。父母忍气吞声的样子，我一辈子忘不了。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做错事的人可以这么横？为什么老实人只能受欺负？

一颗种子埋下了。2009年，我成为一名执业律师。十年后，我成了一名法律援助律师。儿时那个“伸张正义”的梦，没丢。

有人听说我做法律援助，第一反应是：“免费律师？那能用心吗？”

每次我都笑着回答：免费，也有好律师。

十六岁的小勇，是让我最揪心的一个孩子。

他一次性吞了五十六颗藏有毒品的胶囊，在机场过安检时被当场抓获。我第一次见他，是在看守所。瘦瘦小小的一张脸，眼睛里全是惶恐。

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偏远的山村，九岁时父母离异，没人管他，到处流浪。后来一个“伙伴”说要带他赚点吃饭钱，他跟着去了，才知道是要人体运毒。他害怕，但他饿。

“非常感谢警察把我抓住，”他流着泪说，“我接受法律的一切制裁。反正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心里像被什么撞了一下——他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我愿意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更愿意相信他良知尚存。

案子本身很清楚，犯罪事实确凿，量刑范围明确。作为法援律师，我走完程序就可以了，但我不甘心。会面时我对他说：“孩子，七年时间，可短可长。用来学习，转瞬即逝；用来混日子，漫长无比。你才十六岁，这辈子还有太多可能。别让这七年变成你堕落的开始，让它变成你重生的起点。”他沉默了很久，重重地点了点头。

判决下来，七年。如今我和监狱里的小勇依然保持书信往来。他在信里说开始学技能了，说想念外面的阳光。每次收信，我都觉得——这份法援工作，值了。

刑事案件之外，我也做民事法律援助。刘大姐是我办过的一个交通事故案的受援人。早年丧夫，自己常年吃药，没有工作，靠低保金拉扯一个上大学的女儿。这次事故，九级伤残，生活雪上加霜。她拉着我的手说：“张律师，你一定要帮我，否则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帮她收集证据、递交诉状、出庭。法院判了，对方保险公司赔三十万元。刘大姐高兴得不行，连声道谢。没过多久她又找来了，急得直掉泪：“对方不给钱啊！我连买药的钱都没有了。”我说去申请强制执行吧，她一脸茫然。我立马帮她写了申请书递到法院，联系法官，先从保险公司那里执行到了十二万元的交强险赔付——她的药钱有了。但剩下的十八万元卡住了。被告是外地人，判决之后就人间蒸发，名下没有房产、没有车、没有存款，列入失信名单也没用。执行法官也摇头。

死局了吗？我不信。我把所有可能的方向搜了一遍，发现外地有类似情况的受援人通过司法救助解决了困难。我像看到曙光一样，立刻联系执行法官，带着刘大姐当面沟通，确认她符合救助条件，又连夜帮她拟了司法救助申请书。

两个星期后，刘大姐领到了十万元司法救助金。她握着那笔钱，哭了。我也差点哭了。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我确认了一件事——法律援助的意义，就是把“走投无路”四个字，从一些人的人生里删掉。

做了十年法律援助，要问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不被看好”的事，值得被好好做。这些年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越是走投无路的人，越值得被认真对待。

小勇在信里写道：“张律师，我学完了初级电工课程，快拿到证了。”

刘大姐上次打电话来，说女儿毕业了，找到工作了，说“张律师，日子好起来了”。

这两个消息，比拿什么大奖都让我高兴。“免费也有好律师”，这句话我信了一辈子，也会做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