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青的戏剧”，最古老的根

余迅

1928年春天，上海。余上沅在《新月》杂志的创刊号上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最年青的戏剧》。文章从希腊悲剧说起，说它有自己的民族性、文化、环境和时代，与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彼此不能相同”。人生变化无穷，艺术也变化无穷。写到中间，他打了个比方：希腊悲剧的胡子白了，莎士比亚的胡子长了，易卜生的胡子也不短了，可他们站在舞台上，照样红光满面。而在这班白胡子、长胡子、短胡子的后面，走出一班“活泼泼的，最年青的戏剧”——一战后的德国表现主义戏剧。

余上沅写这篇文章，真的只是为了介绍一种新的德国戏剧吗？不是。他真正关心的，是中国戏剧应该走什么路。当时中国剧坛，胡适等人推崇易卜生的写实主义，把“社会问题剧”当作进步方向。余上沅和他的留美朋友们——闻一多、赵太侔、张嘉铸、熊佛西等却认为，这样的路走窄了。他们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剧场正在由象征变为写实，而西方剧场正在由写实变为象征。两条线是反向而行的。余上沅在文章最后举了一个例子：“假使你写出一本‘伊底浦斯’（今译俄狄浦斯），这部戏剧是你的，不是索福克勒斯的；同样的你不能写莎士比亚，易卜生，辛额。”这话什么意思？打个比方：你今天写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戏，那得是你自己的俄狄浦斯——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用你自己的心去感受。你不能写出来一看，活脱脱又是一个索福克勒斯。同样，你也不能成为莎士比亚第二、易卜生第二。传统可以借，但那个“你自己的内核”，借不来。说白了，传统是别人的，但感受是你自己的。没有这个“你自己的”，写出来的东西再像经典，也只是影子。

说完这个例子，余上沅动情地说：“中国最年青的戏剧，还在那儿孕育，早晚瓜熟蒂落，它自己会产生的。培养，保护，爱惜，期望，目不暇接，耳无恶声，那是大家的责任。”“最年青”的含义和时间的新旧无关，它的真正含义是创造——真正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民族自己的创造！希腊悲剧是古老的，但它诞生的时候，也是最年青的。莎士比亚是古老的，但当他写下《哈姆雷特》的那一刻，他也是最年青的。每一个伟大的戏剧时代，都曾经是“最年青”的。所以他不反对“古老”。恰恰相反，他在《国剧运动》一书里提出“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强调中国戏曲的写意性、抽象性和象征性。他要的是从自己的传统里长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从别人那里搬来的东西。这就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用“最年青”来讲古老的戏剧？因为余上沅看到，当时中国戏剧界最大的危机，不是“旧”的太多，而是“新”的太少——那种真正属于自己的、有生命力的新。大家都在追写实、追问题剧、追各种“主义”，却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些东西，和中国人自己的心灵有什么关系？

他在文章里打了个比方：这个时代像一个刚脱手的陀螺，周围一群孩子你一鞭我一鞭地抽，抽得越快越抽，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抽的已经发了狂了”。然后他问：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孩子，但手上也拿了一根皮鞭——你抽还是不抽？余上沅的回答是：不抽。“到了要动的时机你自然会动，到了要作剧烈表现的时候你自然会作。动起来是你自己动，作起来是你自己作，那都是你自己的，丝毫不能假借。”

这篇文章发表时，余上沅三十岁。此后他把文章里的那句话——“培养，保护，爱惜，期望”用一生去践行了。1935年，他在南京创办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十四年之久。他原本可以不做这些苦差事。1924年冬，他在纽约与闻一多、熊佛西、赵太侔等人排演英文古装剧《此恨绵绵》（又名《杨贵妃》），取材于中国古典名剧《长生殿》，连洛克菲勒家族都来观看。他若留在美国，或回国专事创作，未必不能著作等身。可他偏偏接了国立剧专这个摊子，从此把大半精力耗在戏剧教育上，除了戏剧教学，筹款、迁校、人事、教务都压在他的肩膀上。国立剧专这十四年，经历了中国抗战，学校五迁五建，从南京到长沙，到重庆，到江安，到北碚，再回南京，历经艰难。但这所学校却成为中国戏剧的摇篮，不但教师群英荟萃，而且培养的学生，后来遍布两岸剧坛。“文革”期间，余上沅也遭受冲击，但他始终对戏剧不离不弃，默默耕耘。1970年4月30日，余上沅在上海去世。临终前，他对来探病的儿子说：“我没问题！事情快解决了！”他终究没能亲眼看到“最年青的戏剧”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但他留下的那个判断，至今没有过时：“最年青”的，恰恰是最需要从最古老的土壤里长出来的，真正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民族自己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