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2020 年， 因为疫情，中国足球各种比赛都受影响，但最终，全年721 场比赛，零确诊，零感染，零疑似，让足球找回了原来的容貌。

上图：志丹县小球员在红军小学训练。

当金元足球的泡沫退去，当我们从中超即亚洲第一联赛的迷梦里醒来，审视我们的足球土壤之上，又发生了那些变化呢？

撰稿｜阿　晖

“限薪” 和“中性冠名” 两项重大举措， 让2021年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超的“金元十年”，已经画上句号。随着以胡尔克、佩莱为代表的大量超级外援告别中超，各支俱乐部除了要寻找价廉物美的外援之外，更多的目光还是要投向本土球员，从中挖掘潜力之才。

然而，虽然有近几年U23 政策的加持，虽然有看上去红红火火的足校青训，但是除了凤毛麟角的几名球员，我们在职业赛场实在难以看到有更多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希望之星。当支撑国家队的顶级联赛都难觅可用之才，我们也只好剑走偏锋地祭出“归化” 这招。

可以肯定的是，“归化” 绝非长久之计，国足即便能从即将重启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突围，但未来依然还是要靠本土球员撑起脊梁。遍览欧美足球发达国家，不难发现，它们无一不是拥有完善的青训体系、海量的足球人口、浓郁的基层社区足球文化与氛围……唯有在这样的沃土之上，才能有职业联赛的厚植，才能有国家队的长盛不衰。当金元足球的泡沫退去，当我们从中超即亚洲第一联赛的迷梦里醒来，审视我们的足球土壤之上，又发生了那些变化呢？

青训断层需要时间弥补

上赛季初，郜林离开了效力十年的广州恒大转投深圳。能够常年在国家队以及众星云集的恒大队中坐稳主力，是郜林实力的证明。作为一名特点突出的球员，尽管郜林时不时地要“打飞机”，但他的背身拿球做球以及传球想象力在国内球员中属于顶尖水平。然而当武磊远走西班牙，人们发现，在中国的本土前锋里，竟然再也找不出一名能与属于“85 一代”，如今已35 岁的郜林水平相当的球员。

前国足主帅里皮曾说，中国足球断层严重，当85-87 黄金一代的冯潇霆、郜林、蒿俊闵、赵旭日等优秀球员都已经三十四五岁，依然要在国家队挑大梁，当40 岁的郑智依然是国足“中场一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足球青训的悲哀。几乎整整十年，中国足坛再无如黄金一代般的球员群体出现。如今靠着“归化”，显然难解球员断层之殇。

踢球的孩子们都去哪儿了？

已经为中超球队输送了超过70名优秀球员的老帅徐根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中国足球青训面临的严峻问题就是基数太少，在面临学业与足球之间，很多家长对足球不是很有信心，一方面是因为国家队成绩不好，中国足球声名狼藉，踢球的被骂得很惨，试想哪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从事一项天天被骂的工作呢，另一方面是联赛不断有球队退出，解散、欠薪、讨薪弥漫在中国足球的这个大环境里，家长怎么会放下心让自己的孩子踢球呢？

足球职业化改革以后，俱乐部和社会力量逐渐取代体校，成为后备力量培养的主力军。进入21 世纪，职业联赛一度因假赌黑陷入低谷，影响了足校的生存，踢球的孩子锐减。原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张路回忆：“我做过调研，从2000 年开始一直到2014 年，每期全国12 岁年龄段踢球的孩子也就是一万人。” 如果没有老教练徐根宝在上海崇明岛拉起一支青少年队伍，以及山东鲁能、浙江绿城等几家俱乐部坚持青训，中国男足无人可用和成绩下滑的局面或将更为严重。国少队一名主教练就曾抱怨过，98 年龄段的球员，全国一度只有42人可供选择。

后备力量的“荒漠化”，直到2015 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之后才逐步好转。不少足球人已有共识，2005 年龄段以后的球员，无论踢球人数还是技战术水平都呈现上升的态势。

平心而论，这几年，各支职业俱乐部都开始建立自己从U12-U20的梯队，各地的足球学校也开办了不少，其中不乏一些成功的范本。但中国足球青训的沉疴，显然并不能在短期内根除，这是一个需要从体系上去完善并不断摸索的过程。

科学可持续的足球发展，一定是一个金字塔形状。足球青训就是这个金字塔最底层的地基，源源不断地向顶层的顶级联赛与塔身的各级联赛输送着人才与资源。只有青训牢固了，足球才能可持续发展。

去年11 月26 日，中国足协对外颁布了新出炉的青少年训练大纲。围绕发展目标、比赛和训练的理念、实践教学以及女足青训、推行计划等方面，这份青训大纲无论是从理念到执行层面的设计也非常全面，花了足协不少心思。

但人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足球的改变无法一蹴而就，青训更是一项漫长的系统工程，是需要十几年甚至是一代人辛勤耕耘。在开花结果之前，中国足球可能还要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蛰伏期。这次青训大纲的出台，希望能为后金元时代的中国足球青训，找到一条正确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校园足球短板待补齐

校园足球，同样也能成为向中国职业足坛输送高水平球员的一条通道。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已经证明了这点。

2009 年4 月发布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实施方案》拉开了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发展的序幕。此后几年间，国务院及各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推进校园足球的建设。有数据表明，在2015 至2017 年间，中央累计投入了6.48 亿元校园足球扶持基金，并带动各省区市投入200 亿元。截至目前，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超过了2万所。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要求，到2025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数量将达到5 万所。

曾经跻身中超2019 赛季最佳新人候选人之列的山东鲁能队球员段刘愚，在联赛和国奥队中都崭露头角，而他正是出自深圳翠园中学高中部“竞赛班”。深圳翠园教育集团总校长韩冬青认为，校园培养优秀球员的发展模式“要比体校更长远，对孩子一生的发展也更好”。学校由于掌握教育资源，尤其是升学方面的优势，对孩子和家长无疑更具吸引力。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去年在介绍校园足球最新进展时说道：“现在高水平的足球苗子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走回头路。我们要求，足球特色校里每一个孩子都要学会踢足球。”

不过，中国青训落后局面尚未扭转，承担着普及任务的校园足球同样面临严峻考验。人民日报在2019 年底曾发文指出，读书踢球需要选择、体教兼容仍是校园足球发展的困难。

文章举例，当年夏天，北京人大附中三高足球俱乐部的7 名高三学生接到了一家中超俱乐部的试训邀请，但家长都希望孩子先参加高考。高考结束，7 名球员被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录取，最终没有一人选择试训走职业足球之路。三高俱乐部秘书长李连江也颇为无奈：“这几个孩子有的甚至具备国青队水平，就此与职业足球告别。我们很多好苗子没有出现在足球青训系统之内，但也要理解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毕竟职业足球这条路不好走。”

曾在中超大连队执教的名帅贝尼特斯贝帅认为，中国校园必须要做好设计，让那些踢球的学生也能上大学，要“学生学习好也能踢球好”。当然，这也需要那些踢球的学生付出比普通学生更多的努力。

近几年，教育和体育部门都在三大球特别是足球的后备培养上开始发力，学校与体校，学校与职业俱乐部、社会俱乐部联办的模式在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探索。让孩子接受专业训练的同时不脱离基础教育，是各方共识，但运动员注册、赛事体系等如何兼容，依然存在挑战。

另一方面，校园在培养高水平足球人才方面的短板也显而易见。缺少高水平教练、高水平赛事和完备的各项保障。随着校园足球的普及，中国足球人口会迅速增长，但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教练，即使足球人口基数庞大，也难培养出高质量的球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一份面向国内近万所中小学的调查显示，91%的校长认为，专业教练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校园足球成材率低的最大瓶颈。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142万人才有一名A 级教练，而德国平均每2 万人就有一名A 级教练。

2018 年，一位青训教练在教学视频中演示最基本的传接球动作，但示范动作完全不规范，很快招致行业集体批评，央视解说员董午志评说：“自己做的都是错误动作，怎么教孩子！”

眼下，已经有足校通过与足球特色学校的共建，为校园足球执教水平的提高打开探索之门。比如去年8 月，恒大足校与全国15 省30所校园足球特色校共建青训中心，派驻亚足联B级以上教练进驻校园，培训提升学校基层教练专业和水平，扩大中国精英足球人才基数，覆盖超3 万名学生。

在教育部关于校园足球的规划中，提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要班班有球队，周周有比赛; 在校内联赛的基础上，完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联赛; 在联赛的基础上，完善选拔性竞赛和夏令营。但总体来看，校园足球是一个系统、长线的工程，在实践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出现的问题，需要上下合力磨合。无论是足球制度的设计、文化的渗透、资金的投入、场地的建设、专业化的足球训练、全国性的普及，需要经历的是漫长的探索。

教育部还曾定下过目标，在2020年校园足球场地达到83726块。这个目标是否达成，目前尚无报道，但我们希望这星星点点的几万块绿茵场，能长出关于中国足球的梦想，在中国足协青训体系里面，会有越来越多的来自校园足球联赛中表现优异的孩子。

社会足球应眼光向下

2019 年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考察调研时说，如果像这样偏远地区的小朋友也经常踢足球，足球运动就有了广泛群众基础，中国足球就一定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指出，对发展相对滞后的足球项目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场地设施建设规划，大力推广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也要求，推动社会足球与职业足球互促共进，要“通过社会足球人口不断增加、水平不断提高，为职业足球发展奠定扎实的群众基础和人才基础。通过加快发展职业足球，促进社会足球的普及和提高”。

从2017 到2019 年，中国足协连续三年获得了亚足联颁发的草根足球激励奖。不少声音认为这不过是“安慰奖” 和“遮羞布”，但应该看到，中国在草根足球层面所付出的努力，是得到亚足联认可的。近年来为了打造平台，为足球爱好者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服务，地方足协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去年11 月在广西进行的2020全国乡镇农民足球赛，赛事为期近两个月、赛事规模超5000 人。新华社去年底曾以《一片情怀与一方足球》为题，报道了陕西志丹足协的丁常保耕耘基层足球13 年，让志丹县城23 所中小学校全部开展校园足球，并让县男、女足各级球队在省内夺冠的事迹。同期，福建南安一群不同职业的民间足球爱好者将自发成立的县级足协发展到上千名会员，并将当地草根足球赛事组织得红红火火的事迹，也被新华社报道。

被称为“草根足球” 的社会足球之于中国足球的意义，不在于名次战绩，而是为足球的发展培育土壤，营造氛围，从根本上改变足球发展的模式和价值观。与职业足球不同，社会足球应该眼光向下，其价值在于为足球奠定根基。

当然，仅靠情怀是远远不够的。长期以来，由于中国足球发展处在相对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中，从参与人口来讲，足球甚至谈不上是大众运动。这种情况使得中国足球积重难返，也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足球难成气候。受困于组织、观念、人才、经费等诸多困扰，社会足球的转型和突破，还有待于进一步破题，这需要地方基层足协在改革中不断地推动与落实。

从草根出发，让基层足协织起发展的大网，让全社会倡导社会足球，并由此推动足球回归自由、快乐的本质。这种社会足球力量，将决定中国足球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