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王卫庆教授。

下图：30 多年的从医过程中，王卫庆教授恪守着“认真、仔细、用心” 六个字。

上图：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卫庆在香港学习期间。

欧洲人群中最显著的2 型糖尿病遗传风险TCF7L2 基因变异（如rs7903146）在中国人中的频率却很低，可见在代谢特征和疾病研究中仅参考和验证欧美人群的结果是不行的。

记者｜黄　祺

中国新冠疫情刚刚缓和的2020年4 月，一篇影响巨大的临床科研论文登上了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办的Cell Research 杂志。

2020 年4 月30 日，瑞金医院内分泌科领衔的ChinaMAP（中国代谢解析计划）联盟携全国29 家研究机构和医院，在Cell Research 杂志首次报道了对覆盖全国27 个省份和直辖市，8 个民族，超过1 万人的高深度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和表型的系统性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很多遗传疾病研究都直接应用外国人的数据和结论。但由于不同地域人群和种族之间的历史渊源和遗传背景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把具有其他人群偏向性的知识和结论直接拿来作为中国人的疾病风险评估、遗传咨询或诊断治疗依据，是并不完善和可靠的。

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基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牵头开展的多项覆盖全国的队列研究，依托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上海) 和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实施了中国代谢解析计 划ChinaMAP (China Metabolic Analytics Project)。

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是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王卫庆教授。近期王卫庆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表示，做这个研究的最终目标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数据组建中国人自己的精准医疗体”。

建立中国人自己的遗传病数据库

代谢病“中国地图”别愁看不懂，先来看几个“通俗易懂”的研究结论：

酒量与酒精代谢能力直接相关，到底中国哪个地方的人酒量大？研究显示，从总体上看，北方人比南方人酒量相对更好，藏族、蒙古族、彝族人民和河南人酒量居于全国前列，山东人酒量并不突出，福建人和广东人排在最后。

研究还证实，导致喝酒脸红和酒精代谢能力差的乙醛脱氢酶2 基因rs671 变异是东亚人特异性的，在中国人群中的携带者（纯合子比例4.50%，杂合子比例34.27%）远高于全球其他人群。rs671 变异也是诱发食管癌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所以喝酒脸红应少喝酒。

代谢性疾病， 特别是2 型糖尿病和肥胖，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病率最高的重大慢病。但是，欧洲人群中最显著的2 型糖尿病遗传风险TCF7L2 基因变异（如rs7903146）在中国人中的频率却很低，可见在代谢特征和疾病研究中仅参考和验证欧美人群的结果是不行的。

中国人群中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慢性胰腺炎、遗传性掌跖角化症等疾病的致病基因变异携带者较欧美人群显著更多，且具有地域分布特征。

王卫庆教授表示，ChinaMAP 以覆盖中国各地区的研究队列为基础建立了高质量中国人群数据库，通过高深度全基因组数据和精细表型分析，可为疾病机制研究、预防、遗传咨询和公共卫生管理提供依据。

研究获得的结论在新冠疫情中立即得到了应用，ChinaMAP 在2 月下旬报道的新冠病毒受体ACE2 相关变异在全球不同人群中的比较分析证实该病毒对所有人种均易感，该成果发表后已被访问下载超过20万次。

这些年，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专业领衔的多个临床科研项目结出硕果，频频登上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获得国家级科技奖项，引起全球同行业专家的关注。

遗传性内分泌代谢病发病率低、缺乏系统性研究，易误诊漏诊。确定规范的诊断和分类原则成为必需。经过 7 年潜心研究，在总结大样本临床病例的基础上，瑞金医院内分泌团队构建并逐步完善 3 类 10 种的分子分类体系，理清并提出全新的诊断思路，极大提高了遗传性内分泌疾病的检出率和准确率。这项临床工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誉为“遗传内分泌疾病的家谱编写者”。

王卫庆教授主持的另外一个研究即“中国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风险队列（4C）研究” 是一个有20 个省市参加的长期随访研究，成为国际上理解糖尿病与心血管病和肿瘤发生关系的重要研究，在国际重要学术杂志上发表10 余篇重要论文。

2019 年末，《柳叶刀- 糖尿病和内分泌》发表了王卫庆教授团队的一项研究成果。项目通过对约9.5万人的分析得出结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调控葡萄糖代谢能力的下降）和胰岛β 细胞功能缺陷（导致胰岛素分泌减少）是中国2 型糖尿病主要的病理生理学特征。这个重要的结论将指导中国的糖尿病预防和治疗。

王卫庆教授解释，以往我国学界观点认为，β 细胞功能障碍（胰岛素分泌不足）是中国人2 型糖尿病的主要发病机制，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中国糖尿病患病率在过去40年间急剧增长，而且部分2 型糖尿病无遗传背景。通过此次的研究发现，相比β 细胞功能障碍，肥胖影响的胰岛素抵抗已成为中国2 型糖尿病更重要的危险因素。

了解了病因，肥胖与糖尿病的关联就不再是一个猜测，而是确凿的事实，医生在治疗时、政府在制订卫生政策时，可以有的放矢。

优秀的医生时刻都在发现问题

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已经十年蝉联中国医院排行榜内分泌代谢病学科第一名，这里接诊的病人，很多都是辗转各地无法得到理想的治疗效果、最终来到瑞金医院“最后一博” 的。患者用脚投票，疑难杂症患者“慕名而来”。

作为这样一个科研牛、病人赞的科室的负责人，记者抛出了社会上议论许久的老问题：医生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科研上还是看病上？王卫庆教授回答：“科研和临床服务是互相成就的。优秀的医生时刻都在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后要通过研究解决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才能更好地给病人看好病。”

“好医生时刻都在思考和解决问题”，王卫庆教授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科室里的医生和学生。如果看到医生收治了罕见疑难病人而没有思考并总结治疗体会，王主任会着急，嗓门也会提高：“我跟他讲，你这里有这么多特殊病人，全世界也没有这么好的病人资源，一定要好好整理病史资料，找到疾病临床表现和原因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科研课题。以后这种病怎么治形成经验，世界分享，这就是你的贡献。”

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其实种类繁多，“怪病” 不少。

王卫庆教授的另一个专长——内分泌肿瘤，就是一种诊断难度大、治疗难度大的疾病。人体的内分泌系统是一个精准而又互相有着复杂关联的系统，激素分泌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这里”的因可能带来“那里” 的果。因此内分泌疾病常常千变万化，带有迷惑性。王卫庆教授形容内分泌系统“精微至深，广博深厚”。

过去由于检测技术有限，内分泌肿瘤的早期诊断非常困难，很多患者因为没有得到及时诊治而致残甚至致死。王卫庆教授带领团队进行了12 年的潜心研究，找到了精准评估激素分泌功能的方法，实现了对激素分泌功能的精准评估和内分泌肿瘤的精确定位。如今这些成果都已经成为内分泌肿瘤诊断的“金标准”。

科研无处不在——这是王卫庆教授多年的工作习惯，也成了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学科文化。在这个全国顶级、向世界一流冲刺的内分泌代谢专业团队里，大家一边服务病人、一边寻找新的突破，没有人停留在“过去时”，奋斗才是团队的主题。

用心看病，真心待人

结束从早上8 点到下午1 点多“超长待机” 的门诊，《新民周刊》记者采访王卫庆时，王教授面有倦色。不过，一讲起自己的工作，她一秒切换语速，眼睛里也亮起光芒。

王卫庆教授的语速、步速和她仔细、果断的看病风格，给每一个患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了王主任的诊断，患者会真心地佩服和感激这位说一不二的医生。而学生和同事眼中，一旦适应了王卫庆教授风风火火的行事风格，大家很快就能发现她内心柔软、体贴、感性的一面——讲到动情之处，王主任是要掉眼泪的。

王卫庆主任有说不完的患者故事，那种关切的态度，就好像是谈起自己的家人。

都说医生的诊室是社会的缩影，是人间舞台。王卫庆教授接诊的病人中，99% 来自外地，很多病人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他们来看一次我的门诊，成本很高”。在对病人情况作出判断后，王教授总是考虑如何让病人既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又不需要花费太多钱，越是困难的患者，她帮得越“起劲”。

有时候，患者的病情不是特别复杂，王教授会推荐患者去一个挂号费不那么高的医生那里就诊。她把推荐的医生名字写在纸条上，让患者拿好，再叮嘱：“你去找这位医生，他会帮你看好的，不需要挂我这个号，你放心。”

王教授是柔中带刚的医师，遇到依从性不好、不好好吃药、不遵从医生指导的患者，王卫庆教授会比较严厉，她说，医师和病人共同的目标就是健康，医患要分头努力。

30 多年的从医过程中，王卫庆教授恪守着“认真、仔细、用心”六个字。问诊时，她不会忽略一个个细节，因为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可能就是真正的疾病源头。

王教授印象中有一个老年病人，患甲亢多年一直没能治疗好。王教授仔细询问他的病史，发现他因为心脏病在服用一种含碘的药物，这种药对他的心脏病治疗效果比较好，但却引起了甲亢。王卫庆去帮老人咨询了心内科医生，建议用不含碘的药物替代。换药后，老人的甲亢好了。

王卫庆教授并非生在医学世家，当初是母亲坚持要她学医，她才报考了医学院。不过进了医学院，王卫庆很快发现自己天生就适合做医生。“记人名、记路我都不行，但医学上的术语、数据，我可以过目不忘。” 王卫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在附属瑞金医院工作。上世纪80 年代，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患者并不多，内分泌科算不上热门的专业，但王卫庆却沉心静气地钻研，至此开始了长达30 多年的深耕。

在瑞金医院锻炼几年后，王卫庆获得一个到香港学习的机会，师从当时最有名的内分泌专家Karen，Lam 教授学习。Karen，Lam 是出了名的严师，再加上20 多年前内地与香港在经济水平、国际化程度上巨大的差距，一开始老师并不看好这位来自上海的年轻女医生。

初到香港，王卫庆也的确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是语言。老师分配王卫庆去做病人的电话随访，王卫庆英语没问题，但病人说的是广东话，王卫庆不会，她就开始自学粤语。有时候电话打到病人家里，王卫庆的夹生的粤语会被家里的女主人误会，造成工作困难。

面对先天的“缺陷”，王卫庆不是去跟老师道委屈，而是死磕起了广东话。她买了收音机，每天完成工作后深夜跟着广播学粤语，自己解决了日常会话的问题。除了语言，那时电脑的使用在内地还没有普及，王卫庆到了香港现学现用电脑，不会的地方看说明书，通宵研究是常有的事。

还有一个小故事既好笑又心酸。香港医院的传统，女医生查房时白大褂里要求穿裙装。有一次老师突然叫王卫庆跟她去查房，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在实验室工作的王卫庆赶忙回宿舍换裙子，但等她坐公交回宿舍换好裙子再回到医院，查房已经结束了。王卫庆痛心错过了一次查房学习的机会，为了不错过下一次查房，她从此每天把裙子放在书包里带去医院。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王卫庆说“人在逆境中成长得更快”。

如今在有着优良传统、被国内同行视为标杆的科室“当家”，王卫庆教授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培养后起之秀。世界权威的内分泌学术会议上，能站上讲台发表学术演讲的中国医生过去可能只有一两人，王卫庆教授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像内分泌榜样陈家伦、宁光教授一样，去一流的学术会议上发出中国声音。

“我们要拿出更好的科研成果，拿出更多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和标准来服务中国患者。中国的医生要走进世界医学界，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医学，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医生的责任。” 王卫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