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3月29日 星期五
刘震云:把写作当做一辈子的长跑
第83版:文化 2022-06-20

刘震云:把写作当做一辈子的长跑

张英

刘震云

刘震云的家乡,河南延津塔铺,小朋友身后的残塔是地名的由来。

左图:刘震云的外祖母(纪录片《文学的故乡》)。

左图:刘震云老家的院子。

右图:北大时期的刘震云。

上图:刘震云当兵时,与外祖母、弟弟、妹妹的合影。

上图:从河北燕郊开往北京的公交车。 摄影/王敬

左图:1988年秋天,30岁的河南人刘震云走进鲁迅文学院,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重新当了一名“学生”。

左图:陈道明出演了电视剧《一地鸡毛》。

上图:《我叫刘跃进》剧照。

《我叫刘跃进》

上图:把《温 故一九四二》改成电影,刘震云花费了前所未有的力气。

右图:《故乡面和花朵》长达近两百万字。

右图:刘震云在电影《甲方乙方》里客串。

上图:一生都是文学青年。

左图: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一日三秋》再次回到故乡延津。

特约记者|张英

我听了我舅舅的话,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四十年前,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人人都在写作,我也跟着写,四十年后,全班同学都不写了,就剩我一个人还在写作。

3月4日,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我不是潘金莲》在广州大剧院成功首演。按照原计划,该剧之后要在全国巡演,但因为疫情,演出延期了。

话剧《我不是潘金莲》是出品方鼓楼西戏剧继《一句顶一万句》之后与刘震云的第二次合作。此前,刘震云在北京大兴看完彩排之后,很认可导演丁一滕“荒诞现实主义”的定位,还肯定编剧卓别灵的剧本:“气象非凡,才气逼人!剧本的广度、深度、向度都充满了极大的想象力。”

饥饿的故乡和姥姥

刘震云在他的最新小说《一日三秋》里,再一次回到故乡河南延津。此前,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还有更早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这几部长篇小说和《温故一九四二》,写的都是故乡延津。

央视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五集采访刘震云。纪录片一开头,在纽约时报广场行走的刘震云对导演张同道说的话,即为对“故乡”破题。他去过世界许多地方,感觉跟在延津老庄村行走并无差别。虽然各地的建筑、河流、肤色、语言不同,但 “人性是一样的”。

1958年5月,刘震云出生在河南延津一个普通人家。延津县归属于河南省新乡市管理,位于黄河北部,全境为平原,是优质小麦和棉花生产基地。“黄河故道盛出两种特产,黄沙、盐碱;我们村得到的遗产是盐碱。春夏秋冬,田野上白花花一片,不长庄稼。”因为气候干燥,旱灾频繁发生,日子是温饱还是饥饿,“全靠老天爷赏脸”。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和绝大多数农村一样,过得不好也不坏。“那时我父亲是人民公社普通的职员,我母亲收破烂。物质非常贫瘠,饭食也非常粗糙,我现在都能想起那个时代的气息。”刘震云回忆。

刚满八个月的时候,姥姥把刘震云从县城抱到了乡下,带回王楼乡西老庄村养活。王楼乡西老庄村距离县城不远,就几里路;刘家老宅是干净、古旧的院子,后来被刘震云翻修过。屋子里的物品和器具,保留了姥姥生活的原貌,墙上和柜子上,挂着姥姥的照片。照片上的姥姥慈祥而温和,目光坚定注视远方。

看刘家老屋的彩云是刘家的远亲,因名字出现在《手机》中,也成了名人。彩云说:“姥姥活到90多岁,一辈子好干活,80多还下地呢。”姥姥其实不是刘震云的亲姥姥。刘震云的母亲刘素琴回忆说:“我是小时候给人家了,养母给养大的。震云他8个月时我参加工作,没时间照顾他,震云就在老家一直跟着我妈,他对姥姥感情可深了。我妈可大气,不是农村一般的老太太,自强自立、懂得很多道理,几个孩子都是她帮助拉扯大的。”

姥姥是刘震云最亲的人,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与陪伴;参军前十几年在西老庄村成长的岁月,是他一辈子人生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让他在成年以后的岁月里,牵肠挂肚惦记了一辈子。在小说和电影《一九四二》里的结尾部分,刘震云几次写到姥姥。姥爷死得早,姥娘熬寡多年没有孩子。一次在路上姥娘看到有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只有三四个月大,她腿上烂了几个大窟窿,窟窿里生着蛆。女孩哇哇地哭,姥娘把女孩抱回家,养到她成家生下刘震云,又接着把刘震云养到当兵离家。三年灾害期间,姥娘背着年仅八个月的刘步行四十里,从延津县城一直走到王楼乡老庄村。“没有姥娘,我就是众多饿殍中的一分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姥娘之于孙子刘震云,却意味着神圣的亲情和信仰,那是爱、温暖和饥饿、贫穷共同铸就的生活记忆,也是人性里善良情感的闪亮光芒。

姥姥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农村妇女,在村里受人尊敬,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每年一到农忙季节,她一直是东家们争相抢夺的短工——她弯着腰割完一垅地的麦子,速度奇快,一刻也不停歇,回头看,村里那些壮实的中壮年男工,才将将割到一半。刘震云问她割麦子的技巧,为什么速度这么快。姥姥告诉他:“割麦子的时候,千万不能直腰。再苦再累要忍住,你起身直了一次腰,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别人在休息抽烟的时候,你还得继续不停歇,不断坚持割。”

姥姥不认识字,没什么文化,但做人认真,说话朴实。刘震云五岁时,村里开办了第一所小学,接收5—12岁的学生,学费五元。街坊四邻议论纷纷: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闲钱去上学?在大户人家当过长工开过眼的姥姥没说话,卖掉了头上戴的银发簪,得了五块钱,拉着刘震云就去小学报名。“当时我个子矮,坐在第一排,字都学不会。我就回家,在月光下拿书翻给姥姥看,她也不识字,所以我们俩在那共同看着字为难。然后她说研究一晚上也研究不出来这个字姓张还是姓李,要不然你睡吧,明天再学。当时我为难得老哭。第二天,鸡叫的时候,外祖母就起来纺棉花,她把我叫起来,说你早上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字想起来。我觉得挺管用,有时候就想起来了。”

这段求学的故事,被刘震云后来写在了《一句顶一万句》里面。小说里有一个孟老师,带着老婆创办一个小学,把村里所有的孩子聚拢来上学。“我记得村里的月亮特别亮,有时我在院里面直接拿书看都没问题。三四年级开始,我数学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看数学书。数学对于我日后成为作者有特别大的好处,因为数学特别讲究严密,你算了三页纸,这个小数点点错了,那就全错了。对于写作,一字一句都要写得特别准确,细致和严密是非常重要的。”

童年的记忆里有姥姥的温暖与爱,也有肚子吃不饱和饥饿的记忆。

饥饿让人屈辱。刘震云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母亲盯着见了底的米缸发愁,怕主食不够吃,让父亲去镇上的餐馆赊馒头。父亲到餐馆赔笑,结果老板正眼也没瞧他,不但拒绝了赊账的请求,还说了一通话来羞辱父亲。那时的刘震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到镇上当一名厨子。“父亲如果到我的饭馆赊馒头,甭说三个,三十个我都赊给他。”

在刘震云参演的电影《甲方乙方》里有段细节,叶京扮演的富豪尤老板有钱又有闲,异想天开想要到农村吃苦体验生活,结果被扔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呆了一段时间。等葛优他们再去的时候,他已经因为饥饿,把全村的鸡都偷了一遍。电影里的二舅说:“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一到夜里,他两眼就发绿光。他连耗子都吃了,就差吃人勒。”

饥饿,也是刘震云文学记忆的一部分。

哲学家舅舅和部队

刘震云是家里的长子,后来,这个家庭共要了4个孩子。靠两个大人的工资要养活这三儿一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家乡亲人里面还有两个舅舅。在刘震云的嘴里,变成了充满智慧的哲学家。一个舅舅是赶马车拉货的,另外一个舅舅则是当地闻名遐迩的木匠。

“我13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第一个人生的导师,他是我舅舅。我舅舅个子特别高,所以他的外号叫大个儿。他在我们村是一个赶马车的,是我们村到外边世界距离走得最远的人。我问他,县城怎么样?他说楼高些、人多些。在牛棚里面,在牛马的吃草声中,他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他说,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他说,你没有离开过家,你怎么知道想家呢?如果在这个村里边,你最大的前途也就是跟我一样赶马车。你要是离开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人生的道路。所以我听了他的话,我14岁离开了家乡,一直走到现在。”

刘震云逃离黄土地劳作的办法,是参军当兵。1973年,刘震云在新乡登上火车,前往甘肃。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火车,一个接一个的铁罐子串成一排,还会发出“呜呜呜”的响声,心中忐忑。但想着部队里的白面馒头,第一次离家的不安也就冲淡了很多。“我原来以为是去兰州市,但是到了兰州的话,火车又往前开了有1000多公里,接着又换军用火车,又开了——我估计有五六百公里,就是现在发射卫星那个地方,酒泉基地。原以为是在大城市当兵,没想到反差挺大,戈壁滩上寸草不生,连我们村还不如呢。”

不过,到军队驻地以后,刘震云发现,他真的可以吃饱饭了。和另外一位军队作家莫言一样,童年的饥饿感,是直到部队军营才消除的。军队的训练再艰苦刘震云也不怕,因为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吃了。

兵营所在地气候干燥,风沙极大,从小生长在黄河边的刘震云不习惯——连着很多天嘴唇炸裂,时不时流鼻血。但相比于在家里挨饿和干不完的农活,他又觉得这实在不算事儿。“夜里站岗,戈壁滩零下30多度,我才14岁,有点害怕,就老往锅炉房跑。其实站岗不准往锅炉房跑,但它里边暖和,我就去。烧锅炉是李班长,他上夜班有夜班饭:6个包子,里面是午餐肉,有点土豆、烂白菜,在锅炉边上烤了之后,焦黄散发出浓香。李班长和我一起分享包子:小刘,吃个包子。我说,唉呀,班长,不好意思,你夜班。他说,吃一个,让你吃一个你就吃。我就吃一个,我嫌冷不出去。他说再吃一个。但我一般吃到两个的时候,就不再吃了。”

刘震云当兵的那几年,正值动乱,人文社科类书籍多被销毁,理工科类书本却容易得到。他记得舅舅的忠告,见自己提干改变命运无望,站岗值班以外的时间里,没事就看书,自学数学做习题,几年下来,已经琢磨得不错。“别人不喜欢夜里站岗,我觉得还行,因为可以在路灯底下看书。”

看书以外的时间里,刘震云的另外一个人生导师,即木匠舅舅的话,也时常涌上心头:“怎么成为一个好木匠呢?他说无非别人打一个柜子花三天,我花六天。但只是花功夫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好木匠,他说是因为我喜欢木工活,我喜欢刨子花发出的那种味道。只是喜欢,还不行,他说我每当看到一棵树,比如讲是松树或柏树,就会想,如果这给一个闺女打一副嫁妆多么好;当我看到不成器的杨树的时候,就会想,这只能做个小板凳了。这个舅舅告诉我跟孔子一样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做你喜欢的事情。”

1978年5月,复员后的刘震云回到河南老家,在延津当地一所民办中学担任没有编制的临时教师。“那时生活很苦,孩子们每天从家里自带干粮,在学校里就买一碗菜汤。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转正,那时候我是两拳空空。我不知道世界往何处去,也不知道自己能往何处去……”

此前的几个月,中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恢复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刘震云就是其中之一。命运给他打开了崭新的大门,他回家和父母亲商量,决定和弟弟刘晓云一起报名参加高考。备考时间只有两个月,按照当年的设计,文科高考有五门课程,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外加数学。刘震云白天上课当老师,晚上变成学生,就着一盏小煤油灯复习功课。几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刘震云因数学89分,成为当年的河南省文科状元,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一同参加高考的弟弟刘晓云,那年17岁,考上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

“后来好多人说当时你作文肯定写得特别好,所以你是河南的状元。我说,不是的,那时候我的数学特别好,结果上了中文系,后来因为写作,当了作家。”

未名湖的文学青年

20岁的刘震云,操着带有河南味儿的普通话,走入了北大。

报到入住32号楼406后,在中文系的新生入学典礼上,系主任特意宣讲了一条传统:“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当时跟着周围同学一起鼓掌的刘震云,压根不会想到在读书的几年里,自己会开始舞文弄墨,成为打破这个传统的学生。

北大中文系当时汇集了大批杰出的学者。“我们78级入学的时候,系里还有许多老先生,像王力、王瑶、游国恩、吴组缃等,孙玉石老师、严家炎老师、袁行霈老师、谢冕老师等。老先生开一些讲座,基本上不讲课本的内容,就是说说这个说说那个,这里边可大有学问,《论语》不就是说说这个,说说那个嘛。”

“袁行霈先生的板书非常好,他讲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时候袁先生眼中充满了泪光。孙玉石老师是世界上最懂鲁迅的人之一,他曾经比较过鲁迅先生和赵树理先生的区别,他说赵树理先生是从一个村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写出了小二黑、李有才。但是鲁迅先生是从这个世界来看这个村,所以写出了阿Q和祥林嫂。谢冕老师一给我们上课就哆嗦——因为诗。谢冕先生有一半时间,并不生活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里,他生活在诗的世界里……”

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同学们的最高理想往往是当作家、发表小说。如果哪个同学在书报上发表了小说,大家就会争相传阅,羡慕不已。甚至,学生还被允许用诗歌、小说等作品代替毕业论文。身为学校的文学青年之一,刘震云也开始写小说了。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未名湖》上,当时的编辑是查剑英,那篇小说是写农村的《瓜地一夜》。这期杂志除了刘震云的小说外,还发表了两篇校外来稿: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和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

见证刘震云北大时光的人有师弟李书磊,他俩都加入了五四文学社。李也是河南新乡人,老家是另外一个县,和刘家相隔了几十里地。同学马相武回忆,刘震云比李书磊大几岁,他们常常去北大南门边的操场打篮球,打完了就坐在操场边谈文学。刘震云总是穿一身军装,李书磊常穿一件蓝色外套,一绿一蓝、一高一矮,很是显眼。经常是刘震云滔滔不绝地说着,李书磊话很少,默默地听着。

刘震云读完了大学,解决了工作,留在了北京,还找到了女朋友。时代久远,关于这段爱情,刘震云和妻子郭建梅的版本有点不同。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刘震云的版本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刘震云受母亲嘱咐,去看望隔壁镇上在北大读书的女孩郭建梅,她当时读大一,算是老乡加师妹,两人由此相识。郭建梅的版本是:两个人是在北大读书的河南老乡宿舍里相识的。第一次见面,刘震云一开口就是托尔斯泰之类的,她感到有点眩晕。在郭建梅的印象里,中文系的人比较浮躁,靠不住。但一次次的接触,刘震云在郭建梅心目中的形象逐渐改变,对他慢慢产生了好感。

郭建梅大三过生日,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塑料花,还有一兜梨。“那个梨上还带着烂眼呢,两毛钱一堆的那种,就这样的梨,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这些钱来。”她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觉得他真诚、憨厚。刘震云大学时候一年到头穿着当兵时积攒的军装,妈妈做的布鞋,穿久了,脚上的大拇指都露了出来。平时,他拿着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铝饭盒去食堂。“我留心了一下,他每天都喝粥。当时学校有猪肉馅饼,1毛钱一个,特别香,我都没见他吃过。但是在街上看到要饭的,他都会给点钱,五分、一毛、五毛都给过。他还说:你看,都是我兄弟。我当时挺感动:这个人怎么这么善良啊!”郭母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她上楼下楼,看医生化验取药。“有一次,我觉得他真的是背不动了,站在那里,我扶着。我妈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一个肉包子都不尝,都给我们吃。”

1982年,刘震云大学毕业。当时大学生还比较金贵,本科毕业找工作时,刘震云面对两个选择,一个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一个是《农民日报》。最后,刘震云选择去《农民日报》,老家的爸妈坚决不同意。左思右想,刘震云还是想写小说,他对郭建梅说:“记者能够全国走,到处采访,能接触很多写作用的素材。”坚持去《农民日报》社当了机动部的记者。后来,通过几年的写作,刘震云开始不断发表作品,被文学界认可,成为了一名作家。

很多年以后,刘震云在北大的演讲中,用幽默的方式,回应了当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说法:“北大教给了我做人的态度,有多大的胸襟、气度,就能做出多大的事情。作为北大的学生,要锻炼自己眼睛的宽度和深度,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承担知识分子探照灯的责任,活在当下的同时,能清醒地去考虑民族的未来。从我进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天起,每一个老师都告诉我,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有悖于老师的教诲,却想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一个作家上不上北大中文系,对他的路能走多长,是非常重要的。”

北京的外地人

刘震云有了铁饭碗的工作,变成城里人,拿到北京户口本,分到了房子,生了女儿。在写作上,他也冲出困境,接连不断发表作品,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这一切,在老家人的眼里,算得上是鲤鱼跳龙门,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离开大学走入职场,刘震云把真实的自我藏起来了。经历了几年军队的历练、走南闯北的记者生涯,他变得老成,外表平易近人,“见人不可露真心,凡事必须话留几分”,把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藏在了内心世界里。老家人到北京办事,觉得他都能够帮上忙;其实,对刘震云来说,进报社当记者,远没有老家人想的那么风光。

面对生活的挑战,刘震云很快找到了解决办法。李书磊在一篇文章中感叹:“震云则无疑是一个得道者,他看社会一下子看到骨头里如庖丁解牛,他对人自身深刻的蔑视表达出来却是那样地轻松而从容……他看得很透反而除去了包袱,能够轻装投入,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游刃有余;但他同时又能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有一种反观,并把这种反观容于小说。”

凭着个人的生存智慧,工作几年后,刘震云调任副刊部当了正处级的部主任,还兼任了党支部书记。和他写的小说《单位》《官场》《官人》中主人公们费尽心机想升职不同,刘震云轻而易举地当了官,在这个位置上游刃有余。

同事回忆,“家乡的人们重视职务,过去看他多年在外只混到个‘青年作家’,看不起他。如今开始刮目相看了。但是单位的一些同事则认为,一位有了相当影响的作家在这些‘俗务’上花费工夫,有点得不偿失”。刘震云回答同事的疑问,“没啥影响,王蒙开完会,马上可以坐下来写小说,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心理调节能力。再说每天写字不过几个小时,我也不必故作特忙,既然领导让干,那就干吧。要么不做,既做就要好;不求数量,但求质量,出影响,同我写小说的路子一样”。

刘震云在《农民日报》写过很多报道,编辑过的版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很多人都不记得了。但他策划的一个名牌专栏《名家与乡村》,当时邀请了几十位名作家为这个专栏撰稿,几十年如一日,一直还在,变成了《农民日报》的拳头产品。今年1月份,这个专栏发表了刘震云撰写的《延津与延津》,在这篇散文里,刘震云再一次回顾、解答他和故乡和文学世界之间的关系。“故乡延津作为一个地名,频繁出现在我的作品里。为什么呀?是不是跟福克纳一样,要把延津画成一张邮票呀?这是记者问我的经典话题。我的回答是,我不画邮票,就是图个方便。作品中的人物,总要生活在一个地方;作品中的故事,总要有一个发生地;如果让这人的故事,发生在延津,我熟悉的延津胡辣汤,羊汤,羊肉烩面,火烧……都能顺手拈来,不为这人吃什么发愁;还有这人的面容,皱褶里的尘土,他的笑声和哭声,他的话术和心事,我都熟悉,描述起来,不用另费脑筋。”

对刘震云来说,生活无处不在。每天上班下班,去菜市场跟卖菜的大姐聊,下班路上和修鞋的大哥、夜市摆摊的大妈、做早点油条豆腐脑的老板聊,聊得高兴了,打听到有趣的事情了,就随手拿笔记下来。“还在《农民日报》大院宿舍住时,有段时间大院后面在盖楼,刘震云就老去。有时赶上农民工在吃饭,手里拿着馒头,旁边放着白菜豆腐。刘震云问,你们喝啤酒吗?他们说,想喝呀,但太贵了,省了吧。刘震云就跑到冷饮摊,买上十几瓶冰镇啤酒,往那儿一坐,和他们一起喝,聊家长里短。人家在那儿吃面,给我捞一碗吧,他拿一根葱就吃起来,就这样的一个人。”郭建梅说。

刘震云小说里的很多人物,就是这样得来的。这些到北京谋生打工的外地人,和老家钉鞋的、杀猪的、贩驴的、剃头的一类的乡村手艺人,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魅力十足闪闪发亮。有段时间,评论界批评小说家写不好人物,但这个问题在刘震云处失效了,因为不存在这个问题。从小跟着他满街转的女儿刘雨霖说:“父亲真正创作的过程是在马路上、公园里、菜市场、黄河边,是他一个人在街上背手散步,或是在马路边找个椅子坐下默默观察的时候,他坐在电脑屏幕前打字,只是把眼里攒到心里的细节给落实了。”

而刘震云在写作上遭遇的漫长瓶颈期、突破之前的精神困境,只有妻子一个人看到。郭建梅回忆刚刚住到《农民日报》的日子:“刘震云每天熬夜写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天一亮送女儿去托儿所,接着要去上班,整个人黑瘦黑瘦的,天天熬夜,他还要坚持写小说。”夏天天气炎热,家里没有电风扇,刘震云光着膀子,穿着松松的大裤衩,一边写小说一边流汗。刚开始写作时,经历了不断地投稿不断地被退稿,当时的手稿现在家里还留着,两三个大纸箱子。1987年,为期5年的“投稿—退稿”循环后,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塔铺》《新兵连》,获得了1987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中篇小说百花奖”。刘震云由此确定了在写作上的自信心,随后连续在国内各大文学刊物发表了《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等作品,获庄重文文学奖、全国“中篇小说选刊奖”和“中篇小说百花奖”。

刘震云把创作姿态放得很低,对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采取的是平等平视的态度,摒弃了抑扬褒贬,居高临下的姿态。他表现的是平民的生活,没有谁好谁恶,因此有评论家称刘震云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在结束了大获好评的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小说之后,1991年与1993年,刘震云把目光投向了河南老家的历史,一改擅长的中短篇,连续出版两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到处流传》。刘震云如此解释这种转变:“之前写的那些小说,我觉得借助的只是生活的百分之五的层面。从《故乡到处流传》开始,我突然发现那样认识生活特别不对。落下百分之九十五不管不顾,对一个生活中的自然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我觉得过去的写作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东西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生存、生活。”

参与影视做编剧

不管评论家们怎么说,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后来被评为“二十世纪世界百部文学经典”。也是这部小说的影视化,改善了刘震云的日常生活,为他开辟了影视化的大门。

“我印象可深了,《一地鸡毛》拍成电视剧,我们家一下得了8万块钱……那个眼发绿,在床上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数,爱不释手。”郭建梅回忆,那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了顿肯德基。家里原来两张小床拼在一起的床,也很快换成了崭新的大床。

电视剧《一地鸡毛》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由陈道明、徐帆主演。这个电视剧原定的导演是张元,后来换成了冯小刚。该剧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之交,大学刚刚毕业的小林还没分到房子,与女友李靖在局促中经营着琐碎而微小的幸福。小林在某机关工作,除他和小彭之外,张局长、老孙、老何、老乔均是久经世故的老人。年轻人无所忌惮,一团和气的办公室内却暗潮涌动,谁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各自的利益,这些面带笑脸的人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办公室变成了暗流涌动的战场。

为了改善生活,应王朔邀请,1993年刘震云就开始参与影视创作,和王朔、海岩、马未都、莫言、梁左等人一起,参加了电视剧《海马歌舞厅》的剧本创作。《海马歌舞厅》讲述了坐落在北京一家舞厅里发生的故事,刘斌扮演的歌舞厅老板和陈小艺扮演的女经理,在歌舞团每日迎来送往,与各色人等遭遇。

《一地鸡毛》之后,刘震云在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里,扮演了一个失恋的作家角色。作为编剧,和冯小刚先后合作了电影《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朋友圈》。这四部电影,都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和刘震云以往的创作不同,小说《手机》是先有电影剧本,后写的小说,显示出和电影媒介的亲密关系。小说和电影,编剧和原创,在刘震云这里没有太多矛盾,水乳相融彼此促进。从《一腔废话》到《手机》,《我叫刘跃进》到《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到《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暂别“故乡系列”,开始启动“说话系列”的写作。

评论家李丹梦说:“《手机》热卖后,‘小说+电影’的跨界操作、双轨运行模式基本在刘震云的创作(包括构思、书写、宣传、推广等)中固定下来。与之相应的是,他对幽默的运用与书写手段,包括‘不是……而是’的缠绕叙述,也日趋风格化。这是刘震云对和平岁月大众趣味、日常审美的创造性满足与贡献。”

《手机》之后,刘震云以差不多三年一部的速度,编剧了不少影视剧作品。到目前为止,《温故一九四二》是刘震云的唯一非虚构作品。1990年,《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中国减灾报》工作,他当时打算编一部《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他把“1942年河南大旱”的撰写任务交给了刘震云。选择刘震云的原因很简单,刘震云是河南人,写这个题材合适。这部调查作品完成后,便是《温故一九四二》。一个关于饥饿的历史“故事”,却有着“非虚构”的外观,最后以中篇小说的名义刊发,后来荣获了《中华文学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1942年的河南大旱,三千万河南灾民成了蒋介石与日军相互拉锯的牺牲品。小说通过“劫后余证”的“我姥娘”“我花爪舅舅”的回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以及各种报章的记录,还原了一段惨痛的故乡灾难史。

对刘震云来说,电影《温故一九四二》启封、接通的不仅是他与故乡的历史,与灾民、流民的血脉、亲缘,还有故乡河南的千年创伤。把这部作品改成电影,刘震云花费了前所未有的力气。电影以1942年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分两条线索展开叙述: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范殿元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为核心;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冷漠和腐败、他们对人民的蔑视,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当编剧是比作家还困难的职业。作家写作一个人说了算,编剧写作很多人说了算。这样的创作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另外,电影受时间的限制。90分钟到2个多小时,要完整表达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心路历程,比小说难。因为小说可长可短,不受篇幅的影响,可以自由地写。”刘震云说。

自己追自己的过程

我记得,我1997年第一次采访刘震云的时候,他还在《农民日报》工作,在五楼一间昏暗朝北的办公室里办公。当时他已经是报社的编委了,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当时,他正在写200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

1999年,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问世。这部写作6年、修改两年的作品,长达近两百万字。8年的写作过程封闭而孤独,生活单调重复,动笔时他33岁,完稿时已至中年。“二百万字就是直接抄一遍,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后两年的修改过程尤其煎熬,被强烈的自我怀疑笼罩。“不知道6年前的是对的,还是现在的是对的。它就像走夜路一样,前边有个影子在走,你在追他,你走他也走,你停他也停,你不知道那个是对的还是这个是对的。这个自己追自己的过程比自己追别人的过程要痛苦。”

在我看来,《故乡面和花朵》在小说的结构和文体上非常独特,内容的叙述角度新颖,不同人物的语言狂欢飞行,像一个长篇的交响曲的写法,非常先锋。结构的庞杂、技巧的多变、语言的繁复、意义的含混等等,都令人叹为观止,体现着刘震云的创作探索。

“《故乡面和花朵》和我以前的写作非常不一样。过去的写作打通的是个人情感和现实的关系,表达的是现实世界映射到他心上的反映,从心里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一种情感;《故乡面和花朵》让我摆脱现实的束缚、进入人内心的潜意识、心灵空间,在叙事上摆脱严格的时空限制,把乡土中国的现实,与后现代的未来的空间杂糅在一起,以极端荒诞的手法来解构历史与未来。”

意外的是,《故乡面和花朵》出版后,并没有得到文坛的回应。评论界对这部摆脱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作品的出现,保持的是失语与沉默。当时圈子里有笑话说,只有三个人看过《故乡面和花朵》,一个是作者刘震云,一个是编辑金丽红,还有一个是后来写缩写本的关正文。

事隔多年,从社科院调到北大的评论家陈晓明为《故乡面和花朵》写了篇评论,说“它把过去/现在随意叠加在一起,特别是把乡土中国与现阶段历经商业主义改造的生活加以拼贴,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反映乡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转型中,人们的精神所发生的变异——用那些可笑的凡人琐事消解庞大的历史过程,让历史淹没在一连串的无止境的卑琐欲望中。”

在稍作调整后,刘震云写出了长篇小说《一腔废话》,然后沿着这个路子写了《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

因为《手机》、《我叫刘跃进》被改编成电影,也因为在《甲方乙方》、《我是刘跃进》中的友情客串,刘震云开始为大众所知晓。在大众接受他的幽默和搞笑的同时,作家刘震云的严肃和纯粹反而被大众消解。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以前找他采访的都是读书版的文化记者,现在都是跑影视的娱乐记者。

“他们甚至不看我的小说,或者把电影当成了我的小说。”刘震云对我抱怨。但也并非是一无所获,在小说《手机》里最后《口信》部分,刘震云找到了现有的写作方向。《我叫刘跃进》是《一句顶一万句》写作遇到困难时,半路冒出来的副产品,用的都是一样的叙述语言,只不过主题不同而已。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总认为社会背景要大于生活背景,不管在哪一个阶段,它都控制着这个社会,对社会的主导思想,文学上不管是赞同、反对,或者是反抗,其实都是对它的承认。随着年龄增长和写作积累,我发现生活背景要大于这种社会背景,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律,并不因为某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好像一个人活下来,一辈子就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我叫刘跃进》写得又轻松又快。回过头写《一句顶一万句》,原来遇到的结构问题也解决了。“再写的时候,特别的顺利,就好像这个两人谈话谈不下去,两人吃饭去了。然后吃完饭之后又各自聊下去了。”《我叫刘跃进》的好处是锻炼刘震云对结构的控制力和多线头叙述能力,在写作上真正成熟了。

以往的写作,刘震云喜欢把事儿往深刻里说,他说这恰恰证明了自己没到达深刻的阶段。就像登山一样,没到山顶时说的都是山顶的风景如何美,到了山顶说的都是山下的鸡鸣和炊烟。“最好的例子就是孔子,儒学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但孔子的《论语》说的都是家长里短。”

2011年,刘震云离开《农民日报》,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写作。也是在这一年,《一句顶一万句》让刘震云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一日三秋》再次回到故乡延津。“我曾经说过,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从此,我离开了家乡。后来,我和我的作品,又不断回到家乡。这时的回去,和过去的离开又不一样。我想说的是,延津与延津的关系,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关系,也是世界跟延津的关系。换句话,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在这个历史和时间跨度极大、结构和文体复杂的小说里,刘震云反而更气定神闲了,一个篇幅不长的小说,写了三代人的故事,时间的长度却跨越延津3000年历史,故事浓缩、人物生动、叙事老练写意。

对刘震云来说,延津既是故乡,也是世界。通过几十年的写作与思考,刘震云让故乡延津成为了一个文学世界里的地理标志,成为了家乡的文化符号和代言人。仔细算一下他写的小说字数,一大半都与故乡延津有关。

写了几十年,刘震云在写作这条路上,越走越深,越走越远。

“我听了我舅舅的话,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四十年前,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人人都在写作,我也跟着写,四十年后,全班同学都不写了,就剩我一个人还在写作。写作让人快乐,跑步也是,让人产生一种浑身特别舒畅的感觉,而且人在运动的时候,脑子特别活跃。”

刘震云

1958年5月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著名作家、编剧。

1987年起,在《人民文学》发表《塔铺》《一地鸡毛》等小说作品,崭露锋芒。198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1992年,发表小说《一地鸡毛》。1995年1月1日,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首播。1999年,出版图书《刘震云精品文集》。多年来,刘震云笔耕不辍,陆续创作了《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并参与编剧工作,广受关注。2011年,他创作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2016年,刘震云获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2018年4月13日,他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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