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华政：共和国法治史的侧影

苏联法律工作者访华代表团来校学术交流时合影。

20世纪80年代，学校历届老领导合影。（右起：刘少傥、李润玉、徐盼秋、曹漫之、宋子成、吕书云、魏文伯、魏文伯夫人、郑文卿、赵振德、徐盼秋夫人）

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交谊楼。

学生在校园内苦读。

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全景。摄影/李铭珅

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明珠楼。摄影/张爱苹

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明镜楼。摄影/曾思颖

七秩华政，铭记芳华初心，正在向一流政法大学迈进……

主笔｜姜浩峰

“总负责人：郑文卿，教务负责人：赵野民……”，1952年6月14日，经当时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华东政法学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在上海宝山路584号办公，这里是原暨南大学二院旧址。之后，8月16日，筹备处办公地点转到当时的徐家汇区徐虹路300号，这里是原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旧址。9月25日，经当时的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决定，华东政法学院筹备处又从徐虹路搬到梵皇渡路。

此后，这条马路更名为万航渡路，周边的街区面貌格局也有不小的变化，华政本身也经历了几番起落——1958年、1972年两度停办，直到1979年，学校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次复校。2003年，学校在松江广富林周边建设新校区，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招生。华政原校长何勤华教授在他的新书《华政的故事》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华政松江校区位处之地，北面就是上海之根——松江广富林遗址公园，这里有7000年厚重历史，延续良渚文化的血脉。

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华东政法学院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从苏州河湾，到广富林畔，华政进入再创辉煌的新时期。通过大力推进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着力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华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突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华东政法大学建校70年之际，校党委书记郭为禄表示，华政要“办好从自己的‘土地里长出来’的法学教育，以更强的信心、更足的底气、更大的作为，培养造就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生于1952

毫无疑问，华政的诞生，与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有直接关系。当时，经院系调整后，新中国政法教育共“五院四系”。除了华东政法学院以外，还有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

同时，华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建设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华政的历史，恰是共和国法治建设历史的一个侧影。”何勤华在《华政的故事》一书的自序中如此写道。

1952年11月15日，是华东政法学院正式成立的日子。但从目前华东政法大学档案馆所保留的历史文件中能够看到，在筹备处时期，已经以华东政法学院之名开展工作了。譬如1952年8月12日下午1点，筹备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郑文卿副院长，赵野民、张格、吴建章、刘克牧等几位处长。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如何从立信会计学校搬家等问题。

从华政筹备处此前办公地点可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哪怕新成立高校也大多要在一些老校园里选址。比起暨南大学二院、立信会计学校等地来，华政最终选择在苏州河畔的圣约翰大学旧址开办，何勤华认为是“英明之举”。“从此，华政的名字，华政的命运，就和‘万航渡路1575号’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从相关档案来看，华政校址的选择，与第一任院长魏文伯拍板决定有关。194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是日深夜至25日凌晨，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带领华东局机关和接管干部，由江苏丹阳转乘火车、吉普车抵达苏州河畔的圣约翰大学，进驻校内交谊室，亦即日后的交谊楼。此地，成为“解放上海第一宿营地”。魏文伯随陈毅司令员，与饶漱石、张鼎丞、曾山、潘汉年、刘晓、舒同同时抵达此地。也因此对圣约翰大学校园印象深刻。

在1952年9月25日筹备处搬迁到圣约翰大学旧址后，各路学生于10月开始前来报到，包括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学院这六校的法律系，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政治系，以及沪江大学的社会学系学子。1953年9月，厦门大学法律系也并入华政。

1952年10月，华政的教员已经达到了54名，加上87名职员，工警106名，学校教职员总数为247人。其中，民国年间较为知名的法学家李良、刘焕文等转到华政，又吸收了如傅季重、浦增元等刚从院校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可即便如此，在工作人员方面仍有短缺。

作为建校后的第一批学生，今年已88岁“米寿之年”的功勋教授徐建仍记得报到后第一时间就被派往沪江大学图书馆，从事图书接收工作。“我当时的任务是这样的——在沪江大学图书馆看书架上的书，只要我觉得是未来华政需要的书，就从书架上抽出来一点，之后就不用管了。过了几天，华政筹备处又派来一个人和我搭档，他说会派人来搬运。”徐建告诉《新民周刊》，“当时我只是一名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二年级的学生，虽然也学了一些专业课，可实际上还是挺幼稚的。我只顾将一些法律、政治类的图书抽选出来，其他就不管了。”类似徐建这样从复旦转入华政的学生，当时还有卢莹辉、胡绿漪等。还有南京大学转入的陆锦碧、钱英、方晓升等50余人。当然，还有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社会上的失业工人中招收的学生。

在11月15日于交谊室举行的华东政法学院首届开学典礼上，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匡亚明、组织部胡立教等有关领导到会祝贺。魏文伯院长不仅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更献诗一首。最后一句“在这美好的园地上，让我们做一个善良的园工，勤劳地耕作、培养，用美满的收获来酬答人民的期望”，道尽了华政第一代师长的目标。

作为华政的首任院长，魏文伯实际上一直是兼任院长，特别是1955年调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并参与中央政法干校的建设后，以及回到上海担任市领导以后，对华政具体事务的主理，主要落在了郑文卿身上。当然，两位开校元勋对华政的感情是同样深厚的。1957年12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曾到华政，作题为“从司法改革问题谈起”的报告，并勉励华政师生做又红又专的政法人才。

在华政建校初期，郑文卿就主抓教研室章程的制定，并大抓专业课教学，聘请华东与上海地区政法、工商、税务有关方面主要领导，来院系统讲述有关理论、法规、政策。

经历“两落三起”

接替郑文卿任华政院长，不久又兼任华政党委第一书记的是雷经天。出生于1904年的雷经天，1923年考入厦大，翌年随厦大师生转入大夏大学并投入革命，入党以后经历过北伐、八一南昌起义、百色起义、长征等。在延安时期，雷经天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时主审“黄克功枪杀刘茜案”，强调“共产党应有铁的纪律”。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时，又提出“八大办案原则”：“廉洁、明辨、公正、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

在就任华政院长以后，雷经天要求全院干部深入教研室，将季刊《学报》改造提升为月刊《法学》。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雷经天之子雷炳坚记得，父亲从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督导员调任华政时，自己只有4岁，随母亲和哥哥还住在武汉，原因是解放初父亲在武汉任职，进京后投入工作还没来得及接妻、子团聚。

来到华政后，雷经天着力提高法学教育和科研工作质量，在建校初期的艰苦环境中，极力推进新中国法学教育事业，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雷经天提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苏联是不一样的”，在学术上我们“既要吸收苏联研究的最新成就，同时也要总结本国革命法制实践的经验”。在华政开设专题讲座，为学生讲授《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的特点》。他提出，司法干部要具备“廉、明、公、正、果、毅、详、慎”的条件；要“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为着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的问题”，处理案件应“一切为了人民的方便”。1956年12月，在雷经天等人的倡导和呼吁下，上海法学会正式成立。

1958年，华政与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中科院上海分院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合并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雷经天出任上海社科院第一任院长。这可以说是华政第一次“落下帷幕”。雷炳坚记得，那时候父亲已经生病。“一开始是肝区痛，还用凳子角顶住肝部坚持工作，后来在山东疗养期间查出肝癌，送回上海华东医院，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1963年，华政第一次复校，也是其第二次起航，绝大多数自1958年转至社科院的教师调回。其实，当时社科院的办公场所就在万航渡路原华政校址，教师办公场所并没有变。1972年，华政第二次被撤销，直到1979年3月19日，华政第二次复校，也堪称第三次起航。来自五湖四海的300多名学子汇集岁月沧桑的华政园，此次出发，终至华政“驶入”现代化法学教育的“深洋”。

尽管何勤华1977年考入北大法律系，直到1982年本科毕业入华政攻读硕士研究生才结缘华政，可他对1979年华政二次复校时的“帐篷精神”如数家珍。“二次复校之前，校园内驻扎着十余个单位，可供华政使用的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没有几幢。”何勤华在《华政的故事》里写道，“而当时上级部门给华政的要求是当年复校，当年招生。尤其是1980年夏天，当1979级300多位学生已经进来，1980级400多新生又将入住时，教室和宿舍就无法承受。”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校领导刘少傥、徐盼秋、曹漫之、吕书云、李润玉等于1980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原来的校长办公楼，譬如四号楼等给一些必需用房的部门如财务处等急用。将其他办公楼，如40号楼、东风楼等全部用来作为学生宿舍。那么，校领导和党政工团部门在哪里办公呢？就在四号楼前的大草坪上搭起五座帐篷，在帐篷里办公。

大学之大

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诸如郑兆璜、胡文治这样的国际法领域大家回到华政园任教。1980年3月5日，华政学术委员会成立；1981年成为硕士研究生授予单位。

徐建是1955年毕业留校的。“我毕业的时候，鞍钢检察院的检察长来学校要人，希望我到鞍钢去工作。”徐建告诉记者，“作为年轻党员学生，我当然服从国家分配。我的父母也开明，哪怕心里舍不得儿子，也认为国家需要，必须支持儿子去东北。哪知道家里给我买了一个猪皮皮箱，我准备出发的时候，学校又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校，到新成立的刑法教研室工作，那我就留下了。”此后，徐建相继担任过郑文卿、雷经天的秘书。

上海社科院成立后，徐建去了哲学所，“文革”期间又带着20多个年轻人去黑龙江插队。1979年初，当母校发出呼唤的时候，已回上海并继续开展哲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徐建，立即回到华政园。除了讲授犯罪对策学以外，又在曹漫之副院长的带领下，与武汉教授一起组建青少年研究所。武汉教授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外语出色。在华政第二次复校之后，曾被推荐担任联合国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的中国委员。徐建教授则从此将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治理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勤奋写作，在该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教材，还受邀参与建立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参与制定了全国第一部关于青少年保护的地方法规等。

1999年，学校授予徐盼秋、庄咏文、王召棠、徐轶民、武汉、郑兆璜首届“华东政法学院功勋教授”。2021年11月19日，在华政长宁校区韬奋楼前，立德树人“大先生”——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文化长廊揭幕。经华政档案馆等相关部门挖掘、梳理档案历史资料，从治学经历、教学场景、人生格言、代表著作等各方面为学校11位功勋教授“画像”，以体现华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展现立德树人“大先生”的风采。

在拥有“大先生”的同时，华政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寻找更大校园的解决方案。2003年2月21日，华政松江校区奠基典礼终于举行。比起长宁校区的200亩地来，松江校区的800亩地确实让华政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2003年10月，新同学开始在新校区上学了。2004年，松江校区图书馆（明珠楼）、行政办公楼（明镜楼）、教师活动中心（明德楼）先后建成。华政进一步将学校管理重心放到了当时即将有12000名学生入住的松江校区。当年，学校将除了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之外的所有职能部门和各个二级学院全部搬到松江校区办公。

2005年，华政松江校区一期工程基本全部建成，包括崇法楼、尚杰楼、汇贤楼、集英楼、明志楼等主要办公教学场所和松江校区最大的建筑富田体育馆。之后还有实训大楼明实楼，以及在教学大楼明法楼西侧建造的综合事务楼。这样的校园规模、格局，基本可以容下一所从单一性、教学型院校发展为以法学为主，兼有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工学等学科的办学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

华东政法学院2001年就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将“华东政法学院”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6月9日，华东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

大学之大在于立足国之大者。近年来，华东政法大学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不断增强科研社会服务效能，进行高端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入选上海高校智库名单和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名单。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为上海“十四五”规划和长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人民城市”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与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成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

积极快速适应数字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成立全国首家数字法治研究院，依托法律史、国际法等学科优势，成立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和涉外法律人才培养。

在长三角地区最早设立独立建制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民生保障理论研究”、教育部重大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研究”，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获得较高社会声誉。

从苏州河湾到广富林畔，从华东政法学院到华东政法大学，华政党委书记郭为禄说，“华政一直致力于祖国的法学教育事业，致力于培养卓越的法律人才，致力于提升法学教育的专业性和国际化，致力于与法治事业同行、与祖国需要同行”。

2021年9月，苏州河畔的华政校园已全面开放，成为中国第一所主动全面开放的历史风貌校园。从这里留存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重印记，镌刻着的中国70年法学教育的道道辙痕，一块青砖、一片红瓦、一栋建筑、一段记忆，连珠成串，相映成辉……

七秩华政，铭记芳华初心，正在向一流政法大学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