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校园霸凌有多严重？

上图：2022年9月，韩国教育部发布“校园暴力”调查报告，有1.7%（约5.38万）学生表示“曾遭受过校园暴力”，这一比例创下9年来的新高。

民众针对郑淳信事件抗议。

下图：2月2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首尔延世大学会见社会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李周浩时下达指示称，教育部要牵头制定综合对策，彻底根除单方面、持续性的集体校园暴力。

上图：校园霸凌问题是韩国社会的一项痼疾，涉及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人，是整个社会多层问题的缩影。

我们需要意识到，霸凌并非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一个时期独有的特产，而是一种韩国特色的社会气氛——这是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社会，从出生就必须默许霸凌存在并作为传统延续下去的病态社会，人们不得不像《鱿鱼游戏》中人物一样，完成等级与权力的极限游戏。

记者｜陈冰

2月24日，韩国总统尹锡悦任命郑淳信为警察厅国家侦查本部部长，任期两年。旋即，郑淳信之子被曝出曾对高中宿舍同学实施长达8个月的语言暴力，之后被校方勒令转学，受害人则因遭受精神折磨曾尝试自杀，无法正常完成学业。作为父亲的郑淳信不仅知情，还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千方百计帮儿子逃避处罚。

事态发酵后，郑淳信虽出面道歉，但架不住舆论和政坛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在26日任职前一天宣布辞职。

这场发生在6年前的霸凌事件不仅让郑淳信一片大好的仕途戛然而止，更是再度引发韩国上下对校园霸凌的又一次大声讨。根植于韩国社会的严苛的长幼尊卑等级制度，“外貌至上”主义的盛行，以及资本重压下的“汤匙阶级论”（以父母财力决定子女地位），都加剧了霸凌现象的存在。

2022年9月，韩国教育部发布“校园暴力”调查报告，这次调查历时一个多月，涉及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387万名学生，其中有321万人（82.9%）的学生参与了调查。数据显示，随着防疫政策的放宽，逐步恢复线下教学之后，校园霸凌事件频频发生，有1.7%（约5.38万）学生表示“曾遭受过校园暴力”，这一比例创下9年来的新高。

从校园暴力类型看，受害者中41.8%的人称遭受语言暴力，13.3%受到排挤，9.6%遇到网络暴力。尽管后两者的比例较2021年的数据有所下降，但遭受身体伤害的比例从2021年的12.4%增至14.6%。

影视剧是现实生活的投射，尤其在擅长制造社会议题的韩国影视圈。近二十年来，校园霸凌一直是韩国影视剧中增加戏剧冲突、丰富剧情看点的一种重要元素。比较罕见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接连上映了三部以校园霸凌施暴者为复仇目标的爽剧——《猪猡之王》《弱小英雄》和《黑暗荣耀》，它们不仅在韩国引发收视狂潮，更是在整个亚洲社会引发广泛讨论和强烈的共鸣。

人们不禁要问，校园霸凌，这个毒瘤何时能够根除？

霸凌剧出“爽感”？

2021年，当时韩国的文在寅政府还在运行着“青瓦台国民请愿”程序，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向总统提出问题，支持请愿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的话总统室必须对此作出回应。其中有一个帖子的标题就是“我朋友只是因为是多元化家庭的子女就被殴打，请严惩那些加害者”。

请愿人举报说，校园里的那些混子姐姐们对她的朋友施加了难以启齿的暴力，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她的朋友是多元化家庭的孩子。而且她还写了具体的细节，拳打脚踢都是常态，经常用朋友的手背掐灭烟头，动不动就用打火机烧朋友的头发，把嚼过的泡泡糖直接贴在朋友头发上，有时还把喝剩下的饮料咖啡往头上倒。

2022年韩国媒体报道了一个案例。当事人是一名已经加入韩国国籍的中国人，他发现自己的儿子频繁地在校园遭受了各种暴力。他把情况及时告诉给了班主任和学校，但学校显得消极怠慢。这进一步导致加害人变本加厉地欺负被害人。

当事人举报已经过了半年多，但此事仍然没有有效解决，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其儿子，都被判定为抑郁症，不得不在医院接受治疗。更让人气愤的是，当事人说，“当时加害人的父母说是过来和我们道歉，但听到我说话的口吻之后就说你是不是从中国来的，我说是，然后他们的态度就开始不对了，以一种气势凌人的状态对待我和我的孩子”。

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情节，是不是让人觉得非常熟悉。毕竟，它们在韩国影视剧中已经大量出现过。

韩国东国大学北韩学讲师于若莹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指出，校园霸凌主题影视作品的大量出现的原因可以从三个层面解释——

一方面，校园霸凌问题从过去就一直是影视作品经常出现的主题。近年来，随着网络流媒体的盛行，过去传统媒体无法展现的暴力行为，通过流媒体更加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校园霸凌对于未成年人和整个社会的危害。

另外，我们经常会说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以校园霸凌为主题的影视剧可以反映出浓缩在校园中的诸多社会问题。我们经常看到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教师、警察、受害人服务屈服于施暴者的财富和地位，集中反映了韩国社会日益固化的阶层差异、公权力的腐败，以及对于施暴者调查和处罚没有充分执行和相关社会制度的缺失。

再有，部分校园霸凌影视作品中的主人公，譬如最近在韩国收视率飙高的电视剧《黑暗荣耀》，主角通过复仇的手段惩奸除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结构导致的贫富两极化和以此滋生的社会正义缺位现象，这种对于公理正义的复仇故事容易得到观众们的认同。

当前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愈发流行。慕强、恨强、慕富、仇富心理，已然根植到社会主流文化中。韩国电影《寄生虫》以气味的隐喻来提示我们，世界性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种贫富分化已经不是以阶级冲突的方式存在的了，而是构成了一种绝对的隔绝。

从这个角度看霸凌剧，特别是从受害者视角出发的霸凌剧，总是特别给观者带来一种超乎寻常的爽感。正如观众喜欢在爱情剧中汲取他人的爱意反哺自身一样，那些中学时期或有遗憾的观众，也从霸凌剧中完成一种情感代偿。霸凌剧中主角的对手往往都是功成名就的社会上流人士，医生、律师、财阀，他们不是身居高位就是腰缠万贯，还有什么比将身处高处的强者拉下马更带感的操作呢？

现实中的霸凌有多严重？

《黑暗荣耀》的编剧金银淑在一次采访中说，女儿有一天问了她一个问题：是我把别人往死里打会让你更心痛，还是别人把我往死里打让你更心痛？听完这个问题，金银淑才意识到，当霸凌敲门时，一个普通人能选择的角色有多逼仄。

韩国社会中的校园霸凌现象到底有多严重？

比较韩国几个部门发布的统计数字，彼此出入很大，很难准确了解韩国校园霸凌的实际状况。

针对校园暴力状况，保健福利部在2018年进行的“儿童综合状况调查”显示9—11岁儿童中，有34.5%的学生表示遭受过霸凌，承认曾有施暴行为的学生达到24.8%。而针对同一年龄段学生的调查，在教育部2022年的结果中，仅有3.8%的学生表示有被霸凌的经历。尽管调查时间不同，但两个部门呈现的调查结果存在巨大的落差，无法解释哪一个统计结果更加真实地反映了韩国社会的校园霸凌状况。

于若莹说，尽管统计数字有所出入，但可以确定的是韩国校园中的暴力事件在疫情趋于平稳之后呈现增加的态势。从韩国校园霸凌的类型来看，占比最多的是语言暴力，其次是身体暴力，相较于高中，小学和初中的应答者中有经受过身体暴力的状况更多，高中的校园暴力中仅次于语言暴力的是排挤，之后是网络暴力、尾随、勒索钱财、强迫和性侵。

韩国教育开发院在2022年进行的调查显示，造成校园霸凌的主要原因依次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对学生的引导不足、含有暴力内容的媒体内容、个人主义社会氛围的影响。

从韩国多个部门每年都会对校园霸凌问题做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和探求背后的原因的行为，我们可以了解到校园霸凌问题是韩国社会的一项痼疾，涉及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人，是整个社会多层问题的缩影。

韩国也是为数不多推出“校园暴力险”的国家，其初衷是为校园霸凌事件当中的受害人提供资金保障，以减轻过程中涉及的医疗、法律、行政事务方面的支出负担。受害人通过校园暴力险获得赔偿的依据是学校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现改名为学校暴力对策审议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暴委）的判定。校暴委是各级学校依法在学校暴力事件爆发时建立的临时机构，由老师、家长以及各界专家总共5—10人组成，负责对事件进行调查、审议和纷争协调。

尽管韩国校园霸凌事件层出不穷，但最初这类保险并未得到广大父母的追捧。于若莹指出原因在于：一是从保险形式上看校园暴力险大部分是作为儿童综合保险的特别条款出现，未得到学龄父母的关注；二是这类保险提供的多是医疗保障，用以减轻受害人在身体受到伤害、接受治疗时的医药负担，但加入儿童综合保险的大部分是学前儿童或是小学生，而身体暴力更多的集中在中学生，保险对象上的不匹配也是校园暴力险遇冷的原因。

近年来，校园暴力险，尤其是涉及行政审议和法律保障类的保险得到了学生家长的关注，主要背景是被校暴委判定的霸凌事件，加害者在受到处罚的同时，霸凌行为也会记入该学生的个人档案。在重视升学的韩国社会，家长们担心这些记录成为学生的“人生污点”，因此对于校园霸凌的审议结果提出复议的状况越来越多。针对这种状况，有的保险公司开发了学校暴力专门险，除了医疗之外，还对行政和诉讼费用提供保障。此外，也有保险公司为教师开发了提供法律保障的专门险，以应对学生家长对相关教师提起的民事诉讼。

法治不彰

韩国社会当然清楚霸凌是一颗毒瘤，韩国教育部从2005年开始制定《校园暴力防治五年基本计划》，第四轮五年防治计划已于2020年1月中旬公布。但十余年过去，法律介入显然收效甚微。

2021年伊始，韩国的体坛、演艺圈接连爆发校园暴力丑闻。从韩国排坛双胞胎姐妹李多英、李在英开始，蔓延到多名演员、爱豆。一时之间，国民情绪高涨，以爆料名人校园霸凌行为的“校园霸凌Me Too”现象呈井喷的态势。2022年，也有数位演员爱豆因被爆料校园霸凌而告别演艺生涯。

有分析认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难以通过法律获得补偿，因此他们才选择对名人进行“社会审判”。

于若莹指出，尽管韩国政府制定了相关法案，设计出校暴委机制，但是校园暴力的持续增加、极端事件中涉案青少年施暴手段的残忍、惩罚手段过轻，以及翻案率高等问题，都让韩国民众对现行的校园暴力相关法律法规产生质疑。

2017年仁川国小女童分尸案由于案情骇人，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法庭后来根据精神病和少年法等，两名少女仅分别被判20年和13年有期徒刑，让韩国社会质疑为何重犯能得轻判。

同大部分国家一样，韩国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有特殊的规定，不追究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不过会对10—14岁的“触法少年”处以社会服务命令或押送至少年教导所等保护处分。

就少年法是不是在保护坏人的问题，在每一次遇到类似事件时，都会引发韩国民众的争论。为了让加害者受到惩罚，继2017年之后，韩国社会又在2021年发起“废除少年法”的请愿，但至今依旧意见分歧、止步不前。2月20日，首尔行政法院开始设立专门的校园暴力诉讼司法部门，以应对不断增加的校园暴力相关行政诉讼。

探究青少年犯罪存在的深层次原因，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校园内等级关系的建立，而这也是由于韩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等级传统。《亚洲教育期刊》的一篇论文《通过高年级和低年级之间的等级文化对校园暴力体验的研究》，作者李银智分析了韩国校园霸凌中运行的一套稳定的恶性循环：“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结构。

当一个学生进入校园，他/她必将经历“受害—迫害—旁观”的过程，几乎无一例外。受害时只能默默忍受，而当自己成为前辈后，又忍不住将暴力循环在下一批人身上。甚至遭遇霸凌的学生，在转身成为霸凌者之后，仍然会为这套秩序的合法性辩护，认为前辈对后辈的暴力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都是这么忍过来的，凭什么我的后辈不用经受我曾经的痛苦？

所以，当我们好奇为什么韩国人执着于“霸凌—复仇”叙事，反反复复诉说着血腥的霸凌故事时，我们需要意识到，霸凌并非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一个时期独有的特产，而是一种韩国特色的社会气氛——这是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社会，从出生就必须默许霸凌存在并作为传统延续下去的病态社会，人们不得不像《鱿鱼游戏》中人物一样，完成等级与权力的极限游戏。

在韩国，霸凌甚至拥有一个专属名词“gapjil（갑질）”，意为上层阶级滥用权力虐待底层群体。一位反抗gapjil的韩国市民说：“我们结束了军事独裁，我们弹劾了一位总统，但我们的职场文化和阶级文化却纹丝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