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未成年人对网络的使用已无法避免，关键在于如何疏导和保护。

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呼唤合理的分级制度。

整个“网络保护”这一章节都是对原先“未保法”内容的补充，是对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提出的新问题的回答。

记者｜应琛

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未成年网民数量达1.91亿人，该群体的网络普及率达96.8%。一方面，网络已成为越来越多未成年人学习、娱乐、交往的重要工具，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广大未成年人心智尚在成长中，诸如网络沉迷、冲动打赏消费、不良信息侵扰乃至网络暴力等，日益成为备受全社会关注的突出问题。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保法”）创设“网络保护”专章，以网络素养教育、网络信息管理、网络沉迷防治、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欺凌防治五大主题为纲，以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这四大责任主体为本，形成了科学性、体系化、整体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与传统保护体系形成互补。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对于未成年人采取网络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发凸显。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法律的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事司法系副主任王晓华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整个“网络保护”这一章节都是对原先“未保法”内容的补充，是对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提出的新问题的回答。

在未成年人传统保护体系中，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作为不同的责任主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保护责任。网络的出现横向性打破了这一职责划分界限，前述四大保护得以融合。

个人信息收集与保护的平衡

“我家大娃竟然也开始玩社交软件了。”去年6月，家住上海的金女士无意间看到女儿朋友圈发了一张某社交软件的截图，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女儿的账号，“估计朋友圈那条也是忘记屏蔽我”。由于女儿发布的内容比较健康，加上阅读和粉丝数都还挺不错，金女士当时并没有坚决要求女儿删除这款软件，只是在同年9月开学后，把女儿的手机没收了，“只有周末会还给她，可能偶尔还是会上一下”。

金女士告诉记者，她曾看到过女儿在评论区和别人吵架，女儿还发布过一张自己的正脸照片。“万一和她吵架的人拿照片去散布谣言，或做不好的事情，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她严肃地批评了女儿，“女儿后来就再也没有发过自己的照片”。

但让金女士最纳闷的是，为什么平台可以让年仅11岁的女儿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注册账号？

“未保法”“网络保护”章节第七十二条规定，信息处理者通过网络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另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纳入个人敏感信息的行列，同时针对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制定专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记者注意到，尽管“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明确写在该软件社区规范中的内容，但实际操作中，一边是App注册不需要有监护人参与；但另一边在其《儿童/青少年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协议中注明，“监护人在使用社区、晒单及其他信息发布功能时，如主动向我们提供儿童青少年的个人信息，表示已经同意我们收集和按照本政策的内容使用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此举无疑导致未成年人在该平台发布内容存在“监管真空区”，并把责任“甩锅”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这也是造成目前内容审核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

近日，由于工作关系，金女士也需要注册该软件。她发现，在整个注册的过程中，目前还是只要用手机号码验证就行，不仅不需要实名认证，且年龄、性别等也可随意填写。“只有当你自己申报是14周岁以下时，才需要进一步的实名认证和人脸识别”。

金女士想到之前女儿独自注册的事情，于是又用女儿的手机尝试注册一款短视频软件。在一开始填写信息时，金女士主动选择了14周岁以下，接下来则需要进行家长的相关验证。“但如果孩子能背出父母的身份证，或者能拿到大人的手机，就可以绕开这些验证”。

更让金女士意外的是，当她退出家长验证这一步后发现，孩子的手机号已经注册成功，可以浏览和发布视频，“那之前的步骤不就成了摆设了！”她赶紧卸载了软件。

而王晓华注意到了另一个“极端”。在一款广告推送的游戏下面，他看到40%的负面评价里，除了游戏制作本身，很多人都在抱怨进入游戏一定要强制输入身份证和姓名，觉得这个机制很烦。而游戏开发者的回复是：“因为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首先，仅仅以身份证和姓名作为验证，是不是真的起到了让未成年人不接触这款游戏或者防沉迷的作用？因为完全可以输入其他人的。”王晓华分析道。

另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那网络运营商或游戏开发者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名义来收集信息，两者的边界在哪里？包括很多软件现在有的青少年保护模式，如何确保真的是在家长的监护下开启的？”在王晓华看来，目前防沉迷系统方面的设计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的色彩，这就会导致保护效果不佳，或产生过度采集信息的可能，“身份收集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如何进行平衡，这可能是我们现在网络保护当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2023年5月25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涉未成年人人格权侵权现象持续滋长，近一年相关案件数量同比增长111%。当未成年人作为被侵权人时，对其人格权的侵害主要以名誉权侵权为主，同时可能涉及肖像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等。

王晓华表示，“未保法”对于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不是一律禁止，而是要通过引导教育让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这一代小孩都是出生在互联网时代，触网是他们的权利之一。因此，网络保护中将网络素养教育放到了核心的位置，是实现网络保护的根本和基石”。

至于个人信息保护，王晓华建议，能否将身份识别与手机运营商的数据打通。“现在手机都是实名认证的，一旦打通也降低了身份信息在各平台留存后泄露的风险，这也符合国家提倡的数据赋能的趋势”。

记者注意到，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办公室主办的2022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研讨会发布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现状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出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应对策略：一是在法律法规适用过程中，结合技术发展和保护情况，出台相关配套解释以契合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需求，逐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二是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身份识别与监护人同意机制，在涉及游戏、社交以及直播等高风险场景，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需要建立更为严格的身份核验机制，但同时需要注意尽量以最小收集原则知晓用户身份，以避免合规风险；三是构建未成年人身份动态巡查机制，并保障反馈机制的便捷和畅通；四是需要重点完善民事、刑事和公益诉讼等救济方式，并加强不同救济方式之间的相互衔接。

分级管理，疏堵结合

有了有效的身份认证机制，构建以分类管理为基础的网络信息管理制度，就成了网络保护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

“我们不能再把网络游戏或网络服务视为洪水猛兽了，未成年人是一定要触网的。如果中国未成年人的触网时间晚于国外太多，以及在孩子对网络的兴趣爆发期一味遏制，既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也不利于国家整个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王晓华强调，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级制度非常必要。

以网络游戏为例，2020年12月，针对网络游戏的合规出版以及合理使用，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CADPA）发布了《网络游戏适龄提示》，为青少年用户提供更多样的保护方式。该提示有三部分：对适龄提示符号进行了规定，以绿、蓝、黄为代表，分别代表8+、12+、16+这3个年龄段；细化了标识符的使用需求，明确了下载渠道、展示时长、大小比例、更新频率等标准；标识符应用场景的明确，即适龄提示标识须放在具有能见度和可视性的界面位置。该标准目前也广泛被国内各大游戏厂商所采用。

但适龄提示不等于游戏分级，也没有强制性。具体到操作层面，王晓华认为，还是应由政府主导，行业协会来实施，遵循行业自律，避免“一刀切”式的监管。

“这样的分级制度也同样适用于游戏之外的不同的领域，可以形成年龄和服务领域纵横交错的坐标，未成年人的年龄落在哪一点，网络服务运营商和游戏开发商就应该要遵守坐标点上的相关机制。”王晓华表示，这种分级机制可以兼顾到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便利性和合理性。

据前述白皮书显示，涉未成年人网络案件主要由充值打赏、网络购物、网络言论等引发，反映出未成年人用网行为活跃。充值打赏类案件中，多数是主张未成年人充值行为不发生效力并要求返还充值款。其中，游戏充值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25622.6元；直播打赏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62877.7元；充值打赏类案件中涉案标的额10万元以上的案件有4件，占比接近这类案件的10%。

目前，“未保法”对网络直播已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时，应当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认证，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

“有了明确的分级制度之后，对于内容的推送，以及网络打赏、网络购物、游戏充值等内置消费也可以分级管理，比如14周岁以下就不能消费，14岁到16岁在跳转消费页时有明显的提示，对每个月的消费金额也有限制等。”王晓华举例道。

据悉，按照“未保法”及相关法规政策，小红书先后成立了多个未成年治理专项，包括升级和优化青少年模式，严禁未成年人直播、打赏，严禁炒作“网红儿童”、诱导未成年人打赏及其他不符合正向价值观的内容等；单独上线《小红书未成年人内容管理规范》，强调对七大类涉及未成年人的内容加强管理，保障未成年人安全使用社区产品。

“目前，在家长以孩子操作为由要求返还充值金额的案件中，平台往往以‘不惹事’的心态，大多都予以退还。但实践中举证其实是很困难的。”王晓华坦言，家长一定要“监”与“护”并重，一方面要多主动关心孩子，一方面也要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引导孩子。“当然，也要以身作则，不要自己整天抱着手机躺在沙发上刷，或者把银行卡号、手机放在孩子轻易能拿到的地方。”一旦这类事件真正上升到诈骗，有关部门则会依照《刑法》上的相关规定来处理。

家庭托底，多元共治

此前热播的电视剧《底线》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演员靳东饰演的法官方远卷入了一起“校园霸凌案”，当事人倪蕊的父亲倪鑫刚到法院起诉，指控连同方可莉在内的四名同学对女儿存在霸凌行为，导致女儿倪蕊患上抑郁症，并曾试图跳楼自杀。

当方远回家质问女儿方可莉时，才知道原来包括女儿在内的四个孩子组建了微信小群，并且在群里嘲笑倪蕊家里穷。岂料方可莉不以为然，反倒表示“妈妈也经常这么说”。

王晓华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网络保护专章并不意味着线上线下完全隔绝，线上问题本身具有现实复杂性，又往往需要通过线下寻找根源，谋求线下保护方案，“网络欺凌往往是校园学生欺凌的延伸”。

白皮书同样提及，当未成年人作为侵权人时，案件纠纷有的由线下校园矛盾引发，进而在网络上辱骂诋毁同龄人，情节严重者存在逐渐演化为网络欺凌的不良趋势。

“家长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不论是网络霸凌，还是通过网络相约自杀，家长才是最容易发现孩子反常的人。”王晓华说，未成年人保护一定要形成“家庭托底，多元共治”的格局。

而侵害未成年网络隐私的背后往往有黑灰产业链存在，从平台引流至聊天工具，这就需要各个平台强化治理协同。如平台与平台之间，加强对相关黑灰产业链信息的交叉比对，有助于避免一些黑灰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现象；通过加强平台与公安等相关部门的联动，有助于强化对黑灰产的打击和惩治，形成更强的震慑力；通过加强平台与家长、学校的联动，有助于进一步加大网络隐私保护的宣传力度，提高未成年人和家长的用网安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