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9月2日，上海市各中小学学生正式结束暑假生活，回到阔别已久的校园。图为松江区方塔小学开学仪式。摄影/陶磊

下图：黄音（左二）在《于漪传》分享会上。摄影/姜浩峰

左图：汇师小学上世纪90年代的电化教学。

上图：8月31日上午，上海市山阳中学的学生们纷纷踏入久违的校园，注册报到，领取新书，出黑板报，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摄影/陶磊

下图：龚敏在给孩子们上课。

上图：华东理工大学近年来坚持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入到教育教学和管理全环节，致力于构建满足数字化时代人才培养需求的新体系，在数字化赋能人才培养方面创建“华理模式”，对教师来说是全新考验。

一个学子想要从教，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学会一些专业知识以及技巧的。但更重要的是人的价值观、人格特质、动机需求、个性特征、综合能力、自我定位等等，这些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决定着一个教师能不能长期工作，融入组织，能产生怎样的绩效等等。

主笔｜姜浩峰

9月1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文章强调，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文章还写道：“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禀赋、才能、爱好和特长不尽相同，不能只关注学习好的学生，使很多学生被忽视、被遗忘，体会不到学习的成就和成长的快乐，越来越没有信心。”

读到这一段内容，同济大学附属新江湾城实验学校教师黄音深有感触。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从教以来这些年，我感受到每个孩子都是活泼泼的生命体，在教育过程中要把学生当做具体生动的人来看待，和他们的心弦对准音调，不厌弃、不偏私，不粗暴地贴‘问题学生’的标签，而是关注学生的具体问题，用教育智慧来解答。”

黄音是人民教育家于漪的孙女。今年8月14日，在第40个教师节到来前夕的上海书展上，在由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联合主办，学林出版社承办《从草根教师到人民教育家——于漪传》阅读分享会上，黄音详述了她心目中的奶奶于漪，以及她本人从教以来，自己的师父，以及她所接触到的大、中、小、幼甚至成人教育等等各路教师多有感怀的于漪。一种形象，似乎由黄音与家人独享，那就是作为奶奶的于漪；另一种形象，在黄音看来，自己何其有幸，也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由此与众多前辈与同行分享，那就是作为人民教育家的于漪。“长期以来，我的祖母于漪在我心目中，就具有两种形象，两种形象是交织着的。”黄音说。随着采访的深入，黄音直言，“一个人的影响力可以来自权力，也可以来自非权力的人格魅力，我深深感到，作为教师的于漪，她的人格魅力，正是一种无权力的力量，其德行、学识如春风化雨，点点滴滴入人心头”。

如果再将视野扩大到纵深，正如中国教科院院长李永智近日所介绍的，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设立教师节的议案，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8月29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李永智表示，40年来，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重要突破和进展。具体来说，达到六方面成就：教师工作摆上了极端重要的位置，教师队伍量质齐升，教师教育体系不断健全，教师管理改革深入推进，教师地位待遇显著提高，教师为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华社8月26日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到，“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大中小幼教师的教育家之路，本身也是强国之路！

各地教师共同成长

“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在华东师范大学美丽的校园内，进一步学习‘求实创新，为人师表’的精神，并将‘组团式’帮扶的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7月24日，正值暑期，贵州省威宁县中等职业学校徐腾书记如此说道。

对于徐腾以及来自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0个省市自治区的231名骨干教师来说，此次在第40个教师节前夕能前往上海，是一次不错的暑期充电。记者观察到，此次充电，由华东师大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体育与健康学院和教师教育学院共同承担。也就是说，其中不少培训科目，与体育有关。这与此前数年类似的培训，有一些区别。过往，此类培训大多以校长业务、语数外等学科科目为主，而体育课方面的培训，并不多见。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副主任、特教校校长赵蕤曾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对于她所在的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来说，最为渴望的就是能到诸如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学习交流。2019年的时候，赵蕤还在竹瓦小学任校长。当时她发现，自家学校的教师虽然在基本的课本授课方面，能够达到合格标准，但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之维护，特别是对当时学生中留守儿童居多的情况，缺乏有效的应对之法。“如果到上海，到类似华东师大之类的高校求教，我想，我们的老师也会尽快提高水平的。”“你就不怕你手下的老师到了上海，纷纷留在上海不回来了？比如在上海当老师，或者从事其他职业，也许他们感觉留在上海有更多发展呢？”记者问赵蕤。其实，同样的问题，记者也曾问过其他中西部地区的校长、老师。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的老师，特别是优秀老师，曾经到一线城市谋职。那时候，即便上海、北京，也缺乏优秀师资。这样的情况下，确实不乏成为一线城市引进人才者。而如今，一方面，一线城市教师紧缺的情况早已缓解；另一方面，按照赵蕤的话说，愿意留在郫都区成就一番教育事业的年轻人，还真不少。“逢着机会，在大城市的优质院校学到更多专业技能，开辟我们这里的事业，其实也是其乐无穷的。”赵蕤说，“比如我们这里，本来特殊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今能够逐步做起来，其实也帮扶到了特殊家庭。”

记者了解到，国家通过种种努力，拓展乡村和中西部地区优质师资队伍。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许湾乡希望小学校长李灵称：“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特岗计划，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银龄讲学计划’等帮扶措施，为我国农村补充了大批优质教师，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教育因此受益巨大。”

“几年前我调研过一所学校，开座谈会时看到学校里大多是老教师，少数年轻的都是代课教师。今年再去调研时，教师大多是充满活力的青年人。”

这些年轻人对本地教育事业，乃至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崇明区发改委原主任陆一曾是一名教师。他告诉记者，自己有幸跟着于漪老师听了整整一年的课，一年下来，他叹服不已：“于漪老师从来不重复自己，每堂课都会用10小时、20小时进行准备。有的课文她一备就是30多个小时，反复钻研数十篇、上百篇文章，用规范的语言写成教案。”陆一还表示，自己跟于漪老师一年的拜师学习，不光学到了于漪老师语文教学、教育的点点滴滴，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于漪老师对党和国家教育事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不断探索的挚着精神。“这种精神激励了我一生！即使离开了教育岗位，于漪老师的精神也是我取得所有成绩的支撑！一年拜师，受益终生！”陆一感怀道。

由陆一所经历的往事可见，在教师岗位上，能够明确自身定位与目标，而不懈追求，特别是求教于身边同事、前辈者，无论未来是否从教，人生必能有所成就。

教学与科研的平衡

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不断求教于同仁、前辈，是一种主动追求。与此同时，不同省区市教育主管部门更规定了网络教学平台、业余进修课时等等。但目前来说，教师工作负担水平近年又有所加重，亦是一个足以引起重视的现象。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薛海平与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诗雅最近发表于《中国教育学刊》的文章《“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及结构研究》写道：“‘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问题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课题组基于2023年在全国11省12市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及结构，比较‘双减’前后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及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过重问题突出，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13小时；参加了课后服务的教师、女教师、班主任教师、初中教师的工作负担更重。与‘双减’前相比，‘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和结构都有明显变化，教师教学性事务时间增加显著。”文章也提及，教师工作负担受到教师个体和学校两个层面多重因素的影响。记者调查发现，“双减”本意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可在一些学校，却反而将原本的放学时间统一为所谓的“课后服务”时间，并安排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老师进课堂，如此一来自然其实并没有起到“双减”实效，反而加重了教师工作负担。

如何合理分配教师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让教师回归教书育人本位？薛海平教授认为，对义务教育学校的教师而言，教育主管部门也可落实“弹性上下班制”，保障教师的休息时间。同时，更该落实教师工作负担监测机制，关注不同身份教师工作需求。

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大多数有“弹性上下班制”，且既往来说，没有诸如初高中老师那样的升学、中高考指挥棒之压力。然而，高校老师，特别是一些“青椒”，亦即青年教师，近年来所遇到的压力，又是既往少有的。微信公众号“复旦青年”近日发表的文章《8位青年教师的复旦十年》中，提到的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王新红副教授，即是一位新近取得一定成绩者。然而，她回望来路，仍然感慨。王新红1995年本科毕业于山东省泰山医学院，留校担任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助教、讲师。其间，1998年她考入上海医科大学攻读病理生理学专硕，到毕业时的2001年7月，学校已并入复旦大学。接着，从2002年至2007年，王新红攻读复旦大学医学院病理生理学博士学位，并顺利毕业。在就读期间，她转入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担任讲师。回看从业经历，如果没有2012年至2015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院三年的博士后经历，则她似乎很难在2016年取得副教授资格。问题在于，既然在高校任教，是否教学水平之高低、培养出优秀学子之多寡，是衡量教师能力的标尺呢？王新红称，自己在几次申请副教授的时候发现，在考核中，相比学术科研，教学成效所占比重难以量化。在这种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一方面有很大的科研压力，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对学生负责，“所以说教学是良心活”。

“在高校任教，自身取得更高、更好的学位，发表更多、更好的论文，特别是取得科研成果，才是职称晋升的‘硬通货’，相比来说，教学方面的考核，该如何改进，值得思索。”亦有高校教师如此告诉记者。

其实，与高校教师类似，幼儿园教师同样没有高考指挥棒。如今，甚至连一些小学教师，也遇到类似问题——既然小升初没有了升学统考，那么，想办法提升自身学历层级、尽可能去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成了优先考虑之事，教学方面的精进，反而成了次一步考虑的对象。有小学教师向记者打听，哪里可以发表论文。而她过去两年，除了正常完成课堂教学、课后完成“双减”状态下的服务工作，其他时间，都在为赶写论文而努力。

在《于漪传》阅读分享会上，该书主编、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说道：“于漪老师独特的人格魅力、深厚的家国情怀、坚定的学生立场和不懈的教育探索，成就了她的青春密码！”作为师者的楷模，于漪老师不仅仅是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王荣华看来，她更是每一个后生学习、践行和致敬的榜样。从书中，则能读到，于漪老师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代，无论是家中还是在工作岗位上，都曾遇到过非常困难之事。然而，她所做到的，首先是问心无愧。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教育界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教师学。于漪老师将其揽入心中，著成中国第一部研究现代教师学的理论著作。在70年的从教生涯中，她推出四十余部专著，与人合著及主编书目百余本。在王荣华看来，这些著述本身，是直面时代叩问的，也是在各种场合为教育鼓与呼的。“当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当教育功利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她形象而精辟地提出了‘育人’和‘育分’的理论，坚定地提出了‘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于漪传》中这一段叙述，对当下大中小幼各级各类教师，是否也有一定启发呢？

无独有偶，今年3月在复旦大学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的陈思和教授，回忆自己的从教生涯，也述及教学与个人专业精进的问题。

“1982年，我毕业留校，才28岁，作为新进教师，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担任了1982级新生的班主任。这是我从教第一年的收获，82级班级同学大约60余名，毕业的时候，有14名考上了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还有许多同学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陪伴了我整整42年。”陈思和说。这42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于1988年被评为副教授，1989年开始协助贾植芳教授指导硕士研究生，1992年独立指导硕士研究生，1994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1999年担任博士后流动站的联系导师。“我始终认为自己的第一职业是教育，业余爱好才是写作。对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他的最好的作品不是他个人写出来的，而应该是他的学生。”9月7日，在第40个教师节前夕，复旦大学中文系将举办陈思和教授从教42周年暨《从广场到岗位》新书发布座谈会，获知有许多学生踊跃参加这场聚会，陈思和称，自己“心有所动”。他感觉，学生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也是自己从教42周年的最好的见证人。

面向未来传承教育家精神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一文提到，“现在的青少年绝大多数在不愁吃穿的环境中长大，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坚强意志、吃苦耐劳精神需要比过去付出更多努力”。

黄音说：“我有一个体会，现在的孩子可能不仅仅是想‘学得漂亮’，更想‘活得漂亮’，自我意识较强，使得孩子们会更关注人生的意义、学习的目的等。我觉得对于教师来说，这也是很好的价值观教育的契机，好的教育是精神美化，生命绽放，是将孩子的生命当做育人的现场，滴灌生命之魂，培养有中国心民族情的时代新人。”

上海市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幼儿园书记、园长，教育部园长培训中心教学实践指导专家龚敏告诉记者，相比于中小学和高校教师来，幼儿园教师的遴选，其实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并且各个时代又有所不同。比如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目前新入园的孩子，许多是有着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的，但新进园工作的幼儿教师，仍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对年轻的幼儿教师，特别是独生子女成为幼儿教师来说，龚敏感觉，需要学习如何科学地与幼儿打交道。“这一点，与中小学老师、高校老师肯定不一样。”龚敏说，“每个来乌南幼儿园的应聘者，都会有15分钟的实操机会。这时我和几位教师在一旁静静地做个观察者：看其如何和孩子相处。”在这15分钟的相处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表现：有的应聘者教具没有摆好，会用脚去踢踢正。在龚敏看来，这是一个人的心理认知的外在反映。“而更不好的影响是：教师是孩子模仿的对象。曾有几个面试者，明知有15分钟与孩子们的互动，但什么也不准备，有的可能认为自己是男性，具有独特优势；有的过于自信傲娇；还有的做着‘我们都是木头人’等游戏，也就是说话不多，15分钟中没有层次的推进，孩子们自然是不会买账的。”龚敏认为，一个学子想要从教，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学会一些专业知识以及技巧的。但更重要的是人的价值观、人格特质、动机需求、个性特征、综合能力、自我定位等等，这些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决定着一个教师能不能长期工作，融入组织，能产生怎样的绩效等等。

对于当下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教师惩戒权问题亦被业界热议。有年资较高的老师向记者反映，上世纪80年代，有家长送孩子进学校，会关照老师，“我家小孩有什么不乖，老师尽管惩罚”。可如今，年轻的家长有人溺爱孩子，即使孩子犯错舍不得责骂和管教；也有的家长忙于生计，无暇管教、不会管教孩子，造成孩子缺乏规则意识，也未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教师目前的难处在于惩戒尺度的问题。之前，教育部制定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旨在把教育惩戒纳入法治轨道。而近日，《意见》提出要“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学校和有关部门要依法保障教师履行教育职责。依法惩处对教师的侮辱、诽谤、恶意炒作等言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学校和教育部门要支持教师维护合法权益”。由此，给教师用好教育“戒尺”以信心。

单以教师数量来看，全国专任教师从1985年的大约931.9万增长到2023年的1891.8万，实现了数量翻番。而回看这段历史，中国人口数量从10.59亿人增长到14.1亿人，并没有翻番。与此同时，细查的话，1985年全国人口出生量为2211.4万人，而2023年为902万人。随着出生人口的下降，未来教师队伍必然要走向相对来说更为“精品化”。事实上，当下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显著提升。比如2023年，小学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已经占比78%，比2012年增长45个百分点；初中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达93%，比2012年增加22个百分点。教师职称结构也更加优化，高级职称教师占比显著增加，特别是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岗位的设置，强化了教师工作的专业性。但与此同时，也该看到，教师队伍建设，已不仅仅在于整体提升学历和职称之阶段。无论大中小幼还是成教教师，如何大力弘扬和传承教育家精神，帮助国民整体素质逐步进一步提升，为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才是题中之义！

在9月10日教师节临近，同时开学日临近也即将回校求学之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来自江苏的学子施瑶瑶对记者说：“我非常喜欢小孩子，一直以来我也非常喜欢和别人分享知识。这就是我选择师范专业、成为一名师范生的原因。同样我也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期待。当今时代科技发展迅速，我非常希望未来能够合理运用好科技的力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在教师节，我们师范生会首先向自己的老师表达感激之情，同时也会利用好这个机会与老师交流沟通，进行反思与职业生涯的重新规划。”从施瑶瑶的朴素话语中，不难看出，中国教师的未来，与中国的更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