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派对

左图：《印象·派对》海报

右图：《戴蕾丝帽的女孩》，雷诺阿

上图：“印象·派对：POLA美术馆藏印象派艺术大展现场。

左图：《雪中鹿影》，库尔贝

上图：《吉维尼的干草堆》，莫奈

©SuccessionPicasso2024 下图：《卖花女》，毕加索

上图左：《维格伊拉运河上的格莱兹桥》，梵高

上图右：《蓬塔旺树下的母与子》，高更

下图：《沐浴之后》，雷诺阿

上图：《窗前女人体》，潘玉良

左图：《野外》，黑田清辉

背景：《巴黎圣母院夕照》，刘海粟

“展览理念非常简明、清晰。它以东亚美学的眼光，讲述印象派的兴起、发展和持久影响，为观众提供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旅程，呈现了印象派的普遍魅力及其在亚洲的独特共鸣。”

记者｜王悦阳

绚烂的色彩，变换的光影，笔触和笔触之间的鲜明对比，让光活跃和闪烁，正是这种灵活的笔触，在画布上保持住了瞬息万变的现象，在构图上多截取客观物象的某个片断或场景来处理画面，打破了写生与创作的界限，也成就了艺术史上一种色彩与光感美的极致。“印象派绘画”作为西方绘画史上划时代的艺术流派，19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其影响遍及欧洲，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

2025年新春伊始，作为“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第五展，由上海博物馆主策、联手日本印象派艺术收藏重地POLA美术馆及日本经济新闻社呈现的“印象·派对：POLA美术馆藏印象派艺术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东馆揭开神秘面纱，展览汇聚36位艺术家的69件经典之作，涵盖从莫奈、雷诺阿、塞尚、梵高、高更，到马蒂斯、毕加索等印象派及后印象派代表作品，全景式呈现印象派艺术的开端、发展、兴盛以及对后世艺术持久影响。与此同时，特别呈现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杉本博司、草间弥生等当代艺术家的创作。除了来自POLA美术馆的64件馆藏，此次上博特意向国内中国美术馆、刘海粟美术馆、安徽博物院借展了刘海粟、常玉、潘玉良等五件作品，展览涉及的名家、艺术流派之多、时间跨度之久，均属前所未有。复旦大学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艺术哲学系主任沈语冰教授评价本次展览：“展览理念非常简明、清晰。它以东亚美学的眼光，讲述印象派的兴起、发展和持久影响，为观众提供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旅程，呈现了印象派的普遍魅力及其在亚洲的独特共鸣。”

上海博物馆历年举办过各种题材的展览，西方绘画展览一直是观众最喜欢的题材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博物馆对印象派艺术的探讨也有着传统的脉络和线索，早在2013年，上博就曾举办过“从巴比松到印象派”，关注印象派绘画的起端发轫；2019年“美术的诞生”，探讨艺术史中长期被视为印象派对立面的学院派艺术；2023年“从波提切利到梵高”，呈现印象派如何作为艺术变革的重要环节。“在过去这些展览的基础上，‘印象·派对’体现了上博特展的系统性、延续性和学术性。”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2025年至2026年是中日韩文化交流年，此次展览的举办恰逢其时。日本是亚洲收藏印象派绘画艺术的重地，我们非常荣幸地与POLA美术馆、日本经济新闻社联合策划主办这次展览，第一次将POLA美术馆历年珍藏的印象派及现当代艺术精品带到中国。这不仅是连接东西方的一次艺术交流与碰撞，也是对以亚洲细腻品位为主导的艺术收藏的一次精彩呈现。”

印象前奏

本次展览以“派对”为主题，分为六个单元，不仅少见地呈现了亚洲人对印象派艺术的视觉和审美偏好，更以光影与自然为线索，串联起印象派对于之后野兽派、立体主义乃至当代艺术的深远意义，展示了艺术家们永恒的创造力与革新精神。展厅采用留白的设计手法，在简约的空间中将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进行融合，将画作中的代表色作为点缀，配以空间体块的组合变化，让观众专注在作品的同时，也能通过空间的切换感受到画作流派的转变。

步入展厅，在“破冰游戏：现实主义、巴比松画派与印象派前奏”这一单元中，观众可以欣赏到来自库尔贝、柯罗和马奈的作品，他们代表了打破坚冰的力量。虽然受过学院派的技法训练，他们却热衷通过表现现实生活和风景挑战学院传统。

库尔贝出生于法国东部的乡村奥尔南，父亲是当地一位富裕的农场主。1839年，他进入巴黎的瑞士学院学习绘画。1846年，他赴荷兰旅行,深受伦勃朗作品的启发，自此热衷于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开创了写实主义绘画的新方向。展览中的《雪中鹿影》，库尔贝巧妙结合刮刀与画笔，营造出丰富的肌理效果，生动还原了干冷冬日的雪景。据介绍，从19世纪60年代起，库尔贝在巴比松派的影响下创作了大量以森林为主题的风景画。他常深入林间，细致观察野生动物，其动物画也受到英国画家爱德温·兰西尔的影响。鹿是他钟爱的题材之一。

马奈出生于巴黎的上流社会，父亲是高级司法官。他18岁时立志学画，师从托马斯·库图尔。有趣的是，虽然与印象派画家关系密切，但马奈从未参加过印象派展览。此次展出的《萨拉曼卡的学生》，取材自18世纪法国剧作家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中的一个寓言故事。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西班牙，两名学生在前往古都萨拉曼卡的途中发现了一块刻有碑文的石碑。其中，认真阅读并用心领会碑文的一位学生找到了藏在石碑下的金币，而嘲笑碑文荒唐的另一位则一无所获。画中两名学生身穿17世纪西班牙风格的服饰，这可能反映了马奈创作时巴黎流行的西班牙风尚。

光影之美

作为“印象派”的创始人，克劳德·莫奈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巨匠。莫奈创作系列作品的初衷是通过在相同地点描绘相同景物，从而捕捉不同时间、季节下光线的微妙变化。曾几何时，当年一度被官方沙龙展拒之门外的艺术家们热切寻求着展示其独立和反叛的机会。1873年，莫奈、雷诺阿、毕沙罗和西斯莱组建“无名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艺术协会”；次年，包括他们在内的30位画家联合举办了展览，并因为舆论对其激进风格的讥讽而得名“印象派”。这次展览也被追溯为第一届印象派画展。今日，“无名画家”们成了人尽皆知的名字，嘲笑和揶揄为艺术史中的伟大转折赋名。他们在室外的自然光线中作画，执着于表现变动不居的瞬时光效。莫奈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此次参展作品中，《国会大厦·玫瑰色交响乐》是莫奈《国会大厦》系列绘画作品之一，也是其媲美“睡莲”系列的另一个重要系列作品。

1900年冬天，莫奈因儿子米歇尔在伦敦留学而在此短居，开始创作以“国会议事堂”和“泰晤士河”为主题的风景画系列作品。次年冬天，他再次到访伦敦，继续这一系列的创作，但最终稿均在他位于吉维尼的画室内完成。据介绍，莫奈在泰晤士河对岸圣托马斯医院的阳台上取景，以瞭望的视角描绘出逆光下的国会议事堂——这座新哥特式建筑被河面升起的雾气所笼罩，晚霞的余晖为其镀上一层粉紫色调，宁静的泰晤士河倒映着国会议事堂朦胧的身影。国会议事堂、泰晤士河与升腾的雾气交相辉映，仿佛共同演奏出一首抒情的玫瑰色交响曲。

再如莫奈绘制的《吉维尼的干草堆》一图，非常能体现“印象派”的艺术思想与主张。莫奈的最后居所位于距离巴黎不远的吉维尼，这个美丽的小村庄当时尚未受到现代化的冲击。莫奈在此建造了著名的莫奈花园。乡村的景色源源不断地激发他的灵感，干草堆、白杨树林和塞纳河的支流伊普特河成为了他的新题材。从1884年至1886年，莫奈居住在麦场附近。每年打麦季后，田野里堆满了干草堆，仿佛一座座小山。本作是他8幅干草堆系列作品之一，描绘了庭院西侧莫朗农场的3座干草堆与白杨树林。这个系列意在捕捉景物在不同季节和时刻的光影变化，而本作则特别着重表现了光线明暗的细腻变化。

事实上，在最初令人目眩的轰然绽放后，印象派的烟火正朝不同方向四射光芒。新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修拉和西涅克借鉴19世纪晚期的光学和色彩理论，以微小的原色点代替调色，创造出均质、冷静的点彩绘画风格。塞尚、高更和梵高等后印象派画家则被认为代表着现代艺术的真正起点。

雷诺阿创作的《戴蕾丝帽的女孩》是展览中极为吸引人眼球的一幅佳作。一位头戴华丽蕾丝帽的女孩惬意地斜倚在椅背上，明眸善睐，樱唇饱满，尽显端庄优雅。1880年前后，雷诺阿从古典主义的轮廓线与立体感中解放，开始吸取18世纪大师的技法，探索新的绘画形式。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以身穿流行服饰、头戴时髦帽子的年轻女子为主题的肖像画，获得广泛赞誉。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裁缝与缝纫女工之子，雷诺阿尤为注重服饰的表现。他能够巧妙捕捉不同面料的质感，将服装的细腻与真实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本作不仅细致描绘了女子的容貌与肌肤，还通过简洁的笔触刻画了那顶层层蕾丝缝制而成的帽子，呈现出立体蓬松的质感。袖口的轮廓以白色高光点缀，展现了他对服装细节的敏锐观察。《沐浴之后》则是雷诺阿1903年搬至地中海沿岸的滨海卡涅时期的创作，迷人的自然景色在明媚阳光的映照下焕发出绚丽的色彩。画作中，阳光洒满了户外的草地，一位裸女慵懒地斜躺其间。她是雷诺阿新的灵感缪斯——年轻的红发模特凯瑟琳·海斯琳，她后来还成为了他二儿子让的第一任妻子。法国南部耀眼的阳光和充满活力的模特，为雷诺阿的晚年创作注入了新的激情。他在暮年再度探索并升华了风景与人物完美融合的绘画风格，成就了众多动人心弦的杰作。

烟火辉映

自18世纪以来，在学院传统中，静物画的地位低于历史画和肖像画。而为静物画带来巨大革新和地位提升的就是塞尚。作为“现代绘画之父”，塞尚的作品也是POLA美术馆藏品中的经典。此次来沪，共有4件塞尚的作品展出。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塞尚早期、19世纪60年代到晚年、19世纪90年代各个时期的风格变化。

《糖缸、梨和桌布》属于塞尚静物画中的一个典型的模式，在表现空间方面的尝试彻底打破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透视规则，这也对之后立体主义的发展影响深远。更具典型性的作品则是《四个浴女》。据研究者考证，塞尚一生创作了约三十幅不同版本的“浴女图”，这一形象源于前人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但塞尚将前人形象进行微妙调整后融入自己的画作。本作创作于他参加第三届印象派展期间，是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系列四人浴女组合中的一幅。画面充满了他独特的笔触、技法与构图风格——茂密的森林中，四位浴女相互顾盼，画面以短促的斜线叠加而成，省略了对人物细节的描写。由于这种笔触贯穿全画，前景和背景似乎融为一体，削弱了空间感，使画面趋于平面化。塞尚的重点在于如何布局人物位置，以更好地展现群像的和谐感。

《维格伊拉运河上的格莱兹桥》由梵高于1888年创作于法国南部的阿尔勒。画面中，画家用蓝色表现天空与运河，用黄色描绘桥梁和河堤，绿油油的青草点缀着河堤，桥后的小树林则以红色和绿色表现。通过饱满的色彩和强烈的对比，捕捉了法国南部阳光灿烂、色彩丰富的风貌，展现出梵高独特的艺术语言。阿尔勒这座历史悠久的乡村因其如诗如画的景色被视为理想的世外桃源，与此同时，阳光明媚的乡村景致更激发了梵·高对色彩的探索。

高更的《蓬塔旺树下的母与子》创作于1886年，是高更初到布列塔尼的蓬塔旺时的作品。画中描绘了身穿布列塔尼传统服饰、戴着头饰的母亲与孩子，置身于茂密的绿色树林中。高更在作品中巧妙运用了从毕沙罗和塞尚处学习的印象派技法，以细腻多变的笔触表现草木在微风中的摇曳感。这幅作品代表着高更在印象主义影响下的探索，同时奠定了他后期综合主义风格的基础。

塞尚、梵·高、高更绘画中的鲜艳色彩、果断用笔在画布上留下的厚重色块，给20世纪初的前卫画家们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等所描绘的都市女郎和风景画作品也是这次展览中不可忽视的亮点。

马蒂斯的《戴围巾的女子》呈现了一位黑发红唇的女子，她双手交叉，轻搭在腿上，放松地倚靠在椅子上。背景由雪青与黄色两大色块拼接而成，辅以黑色格纹统一画面。色彩与线条、稳定与活跃相互交织，赋予画面鲜明的节奏感，营造出轻松洒脱的氛围。马蒂斯的晚期肖像作品，无疑宣告他终于完全形成了独到的构图和色彩语言。而此时的毕加索正沿着塞尚的探索路径继续前进，如外科医生一般分析和拆解寻常的元素和人物肖像，将其组合为需要观众重新思忖的对象。至此，绘画终于第一次不再追求“再现”真实，而是画家“表现”物象的载体。

在此次展出作品中，毕加索的《戴葡萄装饰帽的女孩头像》以毕加索的恋人艾娃·古埃尔为模特，是将女子头部、弦乐器、扑克牌等元素组合而成的肖像画。毕加索原以弦乐器为素材构思一幅静物画，但在创作过程中加入了眼睛、嘴唇、波浪长发和葡萄，并在颈部添加毛皮装饰，使之转变为肖像。作品将多种元素融合于平面中，以三维质感和现实触感唤起对象的存在意义，是“综合立体主义”的重要探索之作。还有《卖花女》一图，是1937年夏天，毕加索与诗人保尔·艾吕雅及其妻子努什等人前往法国南部的穆然度假，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创作了这幅以努什为模特的作品。画中，努什以卖花女的形象出现，头戴草帽，身披披肩。左上方的菱形太阳绽放出耀眼金光，强烈的阳光洒落周围，草帽投下的红色影子似乎在诉说着夏日的炎热。努什的面部和身体被分割成蓝色、粉色、黄色等鲜艳色块，呈现简单的几何形状，仿佛拼贴画般，给人一种可随意拆分重组的自由感。此作不仅洋溢着轻快的气息，还展现了毕加索在色彩与形式上的大胆尝试与冒险。

从印象派的诞生到新印象派，从后印象派的崛起直至影响了之后的现代主义艺术，展厅内一幅幅名作构成了一部生动鲜活的西方近代美术史，群星璀璨，目不暇接。

东方回响

日本对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接纳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初，“印象派”一词以及“印象主义”（印象派运动），都是由日本人翻译。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富豪横扫全球艺术品市场，一掷千金在拍卖市场上屡屡创下画作价格纪录，其中多青睐印象派作品，莫奈、梵高都是他们的最爱，深藏于日本私人美术馆的印象派作品不计其数。

中国则是在20世纪初才接触到印象派这一艺术流派，而印象派与中国的关系从上海发端。艺术教育家邵大箴曾经说过：“倘若要问，对现代中国油画影响最大的欧洲绘画流派是哪个派别？恐怕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是印象主义。印象主义对中国人有着非凡的魅力。”

此次展览特别设有“复调回响：西洋绘画在东方”这一主题。艺术史在阐述印象派的风格形成时常谈及浮世绘等东方艺术之功，但艺术间的对话如复调旋律交织追逐，以印象派为代表的西方绘画，也反过来塑造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亚洲艺坛。黑田清辉最早于日本开设人体写生课程，堪称西洋绘画在日本发展的奠基人。王悦之、陈抱一等中国艺术家曲径通幽，于日本接触到西画技巧和基于西画训练的美术教学体系，并将其带回中国推广。刘海粟、佐伯祐三、常玉、潘玉良等亚洲画家均曾远赴巴黎，为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派对增添了来自东方的声部。

在明治时代以后，日本有很多画家到欧洲留学，他们学会了油画的技法，接受了欧洲文化的熏陶。黑田清辉把法兰西艺术学院的写实技法和印象派在户外创作时的技法与观念结合在一起，并且把人体写生带回了日本。他是日本西方绘画的开拓者，也是一位教育家和行政官员。《野外》一画中，黑田描绘了一位躺在草地上的裸女，展现了他回归科林画风的尝试。画作以微妙色彩细腻刻画出阳光普照的画面，流露出甜美而诗意的魅力。这既是对科林的致敬，也体现了黑田清辉对西洋画技的独特理解与升华。和田英作是较早接触到黑田清辉从法国引进的“外光主义”绘画观念的画家之一。他的《玫瑰》用笔果断，很好地描绘了玫瑰饱满的质感，华丽的色彩赋予了花朵水灵灵的生命力。这是和田运用西方绘画的技法结合他的精湛技艺，追求事物逼真性的代表作品。

《燕子双飞图》是台湾画家王悦之的代表作，创作于其任教国立艺术院期间，描绘了一位青年女性对爱情与自由的渴望。画家以中国画的线描为骨，以明暗光影塑形，无论是比兴的创作思路、立轴式的构图、背景与道具的设置还是油色的薄涂，无不展现了其对西画民族化的悉心探索。而陈抱一的《香港码头》则创作于1942年，描绘了40年代香港的渔村景象。蓝绿色的大海上停泊着渔船，岸边的渔民们等待着归帆，夕阳将他们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在岸边。画作色彩典雅、富含诗意，造型流畅概括，既富现代主义艺术的美感，又深深地烙有中华民族的时代印痕。

上海之缘

刘海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和美术史论家。《巴黎圣母院夕照》创作于画家第一次旅欧期间，是其20世纪30年代的重要代表作。作品在对光线的表现上展示了来自印象派、特别是莫奈的影响，但刘海粟更为追求画面的沉稳与均衡。他以对称的满幅构图和黄绿色的暖色调刻画巴黎圣母院，用笔深沉厚重而富有弹性，驭色错综有序，充分体现了他对中西艺术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融合。

传奇女画家潘玉良的《窗前女人体》，创作于她第二次赴法期间，这一阶段也正是她艺术创作上的高峰期。“窗前的女性”这一传统的西方绘画题材常常通过窗内外的景象暗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连接现实与想象。本作用色大胆奔放、对比鲜明，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等的风格特征，展现了潘玉良在艺术上的广泛吸纳与创新。

毋庸置疑，上海与“印象派”有着很深的渊源，且不论自上世纪20年代最早一代油画艺术家已将“印象派”的艺术手法与思想引入中国，单说这些年来，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中，举办过的大大小小的“印象派”绘画艺术大展，就不下十数个，每一次无不引起轰动与追捧。不论“印象派”作品如何反反复复排列组合，上海观众始终热情如初。可以说，在诸多来沪的西方艺术流派中，上海似乎独爱“印象派”。

上海这座城市之所以特别喜爱“印象派”绘画，一方面是源自开放、包容、浪漫的城市气质；另一方面，印象派绘画把对自然清新生动的感观放到了首位，让目睹这些作品的观众无不心情愉悦明快。正是一种“素以为绚”的艺术理念，使得“印象派”绘画借极度平凡的日常之物，彰显幻化无尽的光影，也展现了真实生活之中最本质的美感与美好。对此，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褚馨认为：“一直以来，印象派的展览在全世界范围内颇受欢迎，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印象派艺术与自然更为亲近，与生活更为贴切，与人的情感更为交融。这种艺术的生命力和真诚感，如同阳光普照着世间万物，即便穿越一个半世纪的时光，仍然与今天的艺术家和观众心意相通。”事实上，无论东方西方，捕捉明丽闪烁的光线、描绘日常生活的印象派成为展览的“爆款”密码，反映的正是人们对画面所描绘的美好日常生活所发出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