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关系史三问
《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 李怡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这在学术界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从学理上回应了中日关系史的三个问题。
撰稿｜冯立君
关于唐朝末年直至明朝初期中日两国持续的民间交流，《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一书进行了总体描绘和阶段分析，并提出“宗教—商业网络”是衔接晚唐至明初中日朝贡贸易空窗期的新型交流方式，这在学术界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从学理上回应了中日关系史的三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遣唐使的停派，是不是日本与中国之间中断往来的标志呢？对于日本而言，9世纪后期从向中国直接学习的阶段开始转向消化吸收阶段，白江之战被大唐完败之后那种饥渴难耐的学习冲动已然消逝，甚至遣唐大使人选都成了问题，显然内在驱动力已严重不足，加之唐朝末年内乱和衰落进一步促使日本做出停派官方使臣的决定。以往研究指出9世纪是朝贡贸易向官商贸易转变的时代。本书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从839年至1403年，中日官方遣使中断，但两国间的商业和宗教联系却不断增强，蓬勃发展，甚至两国官方也在透过僧人和商人构建的网络，获取更多对方的消息。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和日本在这六百年中民间交流是由谁来主导呢？正如副书名所强调的，作者论证僧侣和海商成为中日交流的实际主导者。商人与僧人结成网络开展商业和交流，这在亚洲文明史中并非新见，比如唐代新罗求法僧慧超从广州渡海到南亚，在周游印度后经由安西都护府陆路回到长安的惊人旅行，特别是他笔下关于大食和拂菻的内容，便可能是与他和商人结伴而行的贸易路线有关。在9世纪的东亚，商人和僧侣具体建立了怎样的网络并替代官方朝贡贸易推动中日交流，本书做了长程的追踪和精到的描述，值得注意。
第三个问题是，明朝与足利幕府重建朝贡贸易的意义何在？本书并未正面论证，但从其问题设定不难看到，显然是以此作为六百年民间交流史的终结，并强调明朝日本贸易的经济性大于政治性，与唐代朝贡贸易大异其趣。作者认为朝贡贸易恢复的同时，商人和僧人依然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发达的“宗教—商业网络”奠定的15世纪中日关系，直到一个世纪后欧洲人进入东亚海域引入全球贸易网络后情况才发生变化。实际上，合卷深思，沿着明日关系走向继续追问，中日关系通史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将浮出水面：明朝与日本的交流缘何从利益至上的官方贸易走向了朝贡邦交中断、倭寇扰乱东南沿海乃至中日两国在朝鲜战场兵戎相向的局面？问题答案恐怕还要求诸东亚内部。当然，这超出了本书研究范畴，却促使读者进一步深挖历史。回应问题、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创新动力，而富于启发力并引导提出更多问题，同样是优秀学术作品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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