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的稻田

红 孩

朋友昨晚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是夕阳下的稻田。我马上问，是京西水稻吗?她问，你怎么知道的?我告诉她，本人从小在农村长大，对于小麦、玉米、水稻、棉花、大豆再熟悉不过了。而且，我还知道，这京西水稻也叫皇家贡米，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朋友说，没错，这稻种就是乾隆下江南带回北京的。

想来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水稻了。在北京郊区，每年三月，开始插秧苗，等到了六月中旬，也就是小麦收割后，就要插水稻。我在乡政府工作的时候，到了这个季节，每天都要到各生产大队去统计进度，然后当晚编辑三夏战报。为什么是战报而不是简报呢?这是由于，从六月初到六月底，这二十几天既要收割小麦，还要平地插秧，在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年代，劳动强度相当大。更为关键的是，这期间还是雨季。如果在六月初下几天大雨，那农民的苦累就大了。有些麦子不堪雨水浸泡，还会焐热发芽，那样就只能颗粒无收。所以，北京郊区向来有龙口夺粮的说法。

水稻不插七月秧。这是铁律，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触碰这个红线。水稻插秧一旦过了七月，生长周期不足，特别是到了立秋后，天气转凉，日照温度低，稻谷就不再生长了。因此，插秧是按天按时计算的。我不止一次赶上插秧会战，各村的干部社员，甚至是老人孩子集体出动，常常要干到大半夜。我在七八岁时，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到育秧田里拔稻苗。等到我十八九岁，到乡

政府当了宣传干部后，有一天党委书记亲自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到附近的田地里插秧。我以前虽然也插过几次，但始终不得要领。这次，党委书记在前面示范，我们几个在旁边学习，等他们几个插完，党委书记回头一看，见我插过的秧苗连根都漂在水面上，他先是笑了，然后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小伙子，在农村工作，不能光会写文章，还要会插秧啊!党委书记的话让我一阵脸红，我知道这话的力量有多大。

1985年后，北京郊区也部分实行了包产到户。我当时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家好像分得了十几亩地。我认识她的时候，已经过了七月。等到了十月间，在一个黄昏，夕阳西下，我到她家串门，发现家里十几口人都到稻田里收割了。我那女友，头上围着纱巾，胳膊上戴着套袖，也加入到劳动大军中。不管将来如何，现在，我既然来到田间，只能毫不犹豫地马上拿起镰刀，否则，就是脱离群众，脱离这个家族，就是羊群里出骆驼，会被人嫌弃，说三道四。那一天，我弯腰割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等到天擦黑了，才收工。望着那一片片割过的稻茬，闻着那田野中特有的清香，我觉得我瞬间长大了，腰杆也直了。

然而，第二天一早，万没有想到的是，我怎么也起不来了。双腿生疼，尤其是胯骨，更是不敢动弹。母亲见我如此狼狈，苦笑道：给咱家里干活都没出过这么大力气，你那未来的丈母娘纯粹是累傻小子呢。我说，妈耶，您就别拿您儿

子开心了。我都疼死了!

我工作的乡政府隶属于双桥农

场，我们那个农场的农业科技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许多小麦、水稻品种都是自己研发的。如京双16、京双278，这种品种的麦种、稻种种出的小麦、水稻不仅高产，而且口感非常好。记得我在农场工作时，许多村庄的亩产就已经达到吨粮田或准吨粮田。这比全国平均水平要提前十几年呢！

1993年初，我告别了工作六年的农场，调到京城从事媒体工作。这样，就很少再关注当地农业的发展了。等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农场连同周边的乡政府，纷纷把原来的土地腾退，建了大量的绿地公园，也有一部分土地搞起了房地产。对此，我母亲和很多当地农民想不通，说这大片的土地都种了树盖了大楼，那今后老百姓吃什么呀!我理解母亲们的担忧，他们从旧社会走过来，特别是经历过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对粮食他们都异常的敏感。我对母亲说，对土地进行流转，国家自有国家的总体打算，您只管把您的日子过舒服就行了。

前几年，到北京郊区的顺义、昌平、密云，还可以勉强看到成片的麦田、玉米，现在什么庄稼也看不到了。许多路边的农家乐贩卖的柴鸡蛋、老玉米、烤红薯，那些都是从别处采购来的。至于炊烟缭绕的画境怎么也看不到了。按照国家政策，北京郊区全部实行煤改电、柴改电，这样一来，虽然少了农家的特色，却呈现了满目的青山绿水。

在北京，除了京西水稻，我不知道还有哪里仍然在种植着水稻。即使这京西水稻，也不过四五百亩，我明白，政府所以要保留这个品种，不单纯是为了将来留下北京农业的根儿，它也是为了让如今的人们记住不尽的乡愁。

乡愁，这个沉重的名字，每当想起，我都恨不得有扑进稻田大哭一场的冲动。也许，我的心太软弱了。这个软弱，我真的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