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保”姿态该变了

姚丽萍

6月6日，有两件事，很受关注。一件是《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另一件是2020年长江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而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导向——究竟是为生态平衡，还是资源利用？

长久以来，以“万物灵长”自居的人类，保护野生动物，似乎习惯于拿出拯救者的姿态，即便保护也更倾向于资源利用。但现实让人明白，要想跟蔚蓝星球一道生生不息，就要拿出敬畏心。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更让人深刻反思野生动物保护的既往偏差。

目前，我国被保护物种累计占我国总记录哺乳类、鸟类、两栖和爬行类动物物种数的62.71%，仍有1077种未受大法保护；其中传播疫病高风险物种，诸如大多数蝙蝠、旱獭、鼠类，是对人类健康威胁极大的病毒天然宿主或中间宿主，然而对其猎捕、人工饲养、利用，仍不能依据野保法有效遏制。

事实上，野生动物兼具资源属性和生态属性，生态系统中，任何动物都有生态价值。比如，珍稀物种消失，一种原因是，其赖以生存的生物链下游“非重点保护”物种被人类利用掉了，断了粮，怎么活？显然，以珍稀、濒危与否而忽略生态平衡的保护，不仅不合时宜，更不能实现保护初衷。

人对自然的认识在变，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价值取向，也在悄然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时，更倾向于资源利用式的保护。2016年修订时，立法目的中删除了“利用”内容，明确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管理。今年，疫情令人警醒，全国人大常委会拟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加强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源头控制；更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鲜明立法导向——野生动物保护，为生态平衡而非资源利用。

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先行，保护野生动物，更要以生态文明涵养现代法治思维。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华鲟保护，上海地方立法为何要以生态优先、统筹协调、严格监管、社会共治为立法原则。这也是上海第一部针对单一特定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完善了中华鲟抢救性保护的法律保障和 “长江大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体系。

长江口，中华鲟增殖放流，盛况之下，是现代城市文明对大自然的虔敬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