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乡音”

姚锡娟

我出生在上海，上海话是我的乡音，我对上海的故乡情结浓得化不开。1962年离开上海前夕，我穿了一套浅黄色的衣裙去与同学告别。刚走到淡水路口，一个“野蛮小鬼”突然拿起地上晒着的半干煤块扔到我身上，洁净的衣裙顿时染上了黑印。我又急又恼，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你还对我这样？”那小鬼哪里懂得我的乡情，早就逃之夭夭了。

我的祖籍并非上海，而是安徽歙县。我的母亲是歙县定潭人，幼失怙恃，与我舅舅一起投奔上海的叔公，故能说得一口老式沪语。我的父亲出生在歙县深渡镇，那里有一段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所以我父亲读完私塾就随我二伯离乡别井到武汉、上海“学生意”，吃尽千辛万苦，最后立足上海，有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他对故乡也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不仅在家保留了深渡的乡音和节俭的生活习惯，又尽力去家乡做公益善事，对子女也不忘传承徽州的文墨书香。我能听懂父母的家乡话，爱吃家乡的“塌稞”，可对徽州知之甚少。

广州于我更是个遥远和陌生的地方！初到此地，就给她的方言难住了。原来我在上海，江浙一带的方言学起来也快，英语也不曾难到我，可广州话，就那个“香”字我都不知该从哪个部位发出来！“算了，不学也罢！”作为一个话剧演员，自己的普通话都带着上海口音，如果再学白话，有了广州话的尾音，那还了得！慢慢地我能听广州话了，能少少地说两句了，有的字还说得很准。我就尝试着连贯地讲，可一连贯着讲就会荒腔走板变成宁波话。从此只敢讲不超五个字的粤语，甘心做一个“识听唔识讲”的外来妹。多年后发现，原来“落雨”等好几个词的发音广州话和上海话是一样的呀!然后呢，在上海对广东的足球比赛中肯定助上海队的我，成了“中立派”……

2002年五一前夕，我与哥姐们在上海启程，坐着中巴驶向安徽歙县，去拜祭111岁的父亲和100岁的母亲。途中时雨时晴，到达歙县已是傍晚。歙县的春天又闷又热，不仅汗湿了衣衫，就连宾馆的地上都冒出水来，就似广州的回南天一般。也许是父母地下有知，念我们兄妹长途跋涉之辛苦，次日就放了个大晴天，地上也干爽了。我们在亲戚的陪同下，手携祭品，走过田间，行过山路，来到亲爱的父母坟前，焚香烧纸，洒泪行礼。

年近八十的大哥，故乡情深，第二天还记挂着在附近游览一番，我却因劳累，意兴阑珊。第三天，吃完早餐就直奔深渡镇。深渡镇美称千年古渡，我四岁时曾随母亲兄姐逃难至此，住过半年，但记事不多。1993年兄妹六人送父母骨灰回乡，才看到故乡是这般的山清水秀，令我过目难忘！

车到深渡镇，一条大江呈现在眼前，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新安江。我父亲的出生地不在镇上，而是在江对岸的小岛上——凤池村，那真是个与她名字相符的美丽小岛啊！与1993年不同，家乡这个宁静秀美的小镇，已成了热门的旅游胜地了。这里游客众多，可是我的耳朵却在嘈杂的南腔北调中，听到了熟悉的“乡音”，那是我万般思念的“爸爸妈妈的乡音”。我精神一振，快步走向江边。啊！1993年还是一个大斜坡的堤岸，现已建成一级级的阶梯，抬起头来，居然还有缆车直达对河。再低头一看，清清的河水中却漂浮着不少果皮、塑料袋……顿时，护乡情切，急匆匆跑去管理处反映意见。再下堤岸准备摆渡去凤池时，看到一个小姑娘和一位妇女坐在岸边，依稀觉得小姑娘有点像我儿时模样，便上前与她们搭话。见那妇人双目失明，说也是凤池的姚姓人。我激动地罗列出家乡几位前辈的名字，问她们是否认识？那妇人如数家珍用深渡话一一道来，我全听得懂，并连连点头出声应答。站在我对面的大哥笑得前仰后合地说：“你，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话？你在与她说广州话啊！”

我回过神来，可不是吗？我竟用广州话在应答她：“嗨啊，嗨啊！”浑然不觉。我也前仰后合地笑出眼泪来了！

深渡话、上海话、广州话，纠缠融合，模糊了界限，抑或这就是我的大乡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