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残片里藏着大学问

明年将是古陶文发现150周年。上周末，海上的金石家和学者们齐聚福州路上的艺苑真赏社，参加近年规模最大的古陶文拓印展“古陶蕴真——海上金石家跋战国陶文拓本展”。学者们在研讨会上发出倡议，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在当下重视并研究古陶文的审美特征，挖掘更多隐藏价值。

小小残片佐证历史

在陶器残片中，有许多隐藏着历史的证据。在著名海派金石家吴子建、书画家廉亮跋文的《先泽吉光》这件作品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介绍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用印盖在未烧制的陶瓷陶基上，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印痕。以这篇拓印为例，按纪年推算出是公元前239年的燕国，“右匋尹”是指当时制作陶器的机构，“尹”是督造者的官衔，代表他负责监造了这一批陶器。

印刻古陶文的陶器，最初不是艺术作品，而是日用品。用大篆写成的古陶文像今日商标，代表制作者的身份，也代表着他们的信誉。如果产品出了质量问题，那么早在战国时期，我们祖先就建立了“责任追查制度”，还管这种“责任追查制度”叫做“物勒工名”。

陶器往往是用来储藏粮食的。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前，各国有各国的度量衡标准，且都有专门机构制作这一类标准器。拓片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直观记录了当时的地名、人名与工官制度。

像这类隐藏在陶文拓片中的历史知识点还有很多，比如战国时期部分地区的月历以13月计，不少汉字的写法至今不可辨识其意……这些谜题有待考古学家们去研究破解。

保存研究一桩义举

展览现场，一片片精美的拓片上是当代中国顶尖金石家、书画家的题跋，在射光灯的映照下非常挺括。在一旁的柜台中，横七竖八地躺放着残破的古陶残片，稍有大意，非常容易忽略上面的纹饰和篆体文字。保存、研究这些古陶残片，传播中国古文字之美，是近年上海金石家的一桩重要工作。“没有大书画家们的重新肯定，没有古文字学家的考证，这些古陶残片抛弃在马路边，都没有人多看一眼。”研讨会上，此次展览的抢救性价值被学界和艺术界称道。

此次展览邀请了海上金石名家的“最强阵容”，包括韩天衡、陈茗屋、童衍方、吴子建、刘一闻、孙慰祖等40位老中青三代金石家，他们以古陶文为题跋对象，展示了当今海派金石家对于传统经典的继承以及突破艺术藩篱的睿智与选择。金石家们选择陶片后进行拓印，拓片都附上了书法题跋和印章。题跋是对作品的来源、原委、内容加以评价——明清以来，这类“文人玩法”盛行至今。

古陶器的拓印和题跋，数量不如砚台、瓦当、青铜器等的拓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古陶器存世量偏少，二来是上面的汉字距今久远，难以辨认，哪怕明清时期也认不齐全。但对明清以来的文人而言，凡是有汉字和花纹的拓印，都乐意去摆弄一番。

活动的组织者、上海市书协金石碑帖专业委员会主任唐存才表示，古陶文的研究是晚清学术界与艺术界的重要事件，这次展览希望能进一步推动海派金石及书法篆刻艺术继承经典，探索创新。

本报记者 乐梦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