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小波
我有个同事,有一个奇怪的爱好:收藏并研究报纸上的讣告。
我这个同事,收藏了半抽屉加黑框的剪报。当然,因为老婆的害怕且责骂,这堆东西被他转移了好几次。早些日子,他买了一本书,叫《我在火葬场工作这5年》,平时读过后,要用一个大信封装起来。我嘲笑他,这种读书方式,有点像在日本消费黄色杂志,买卖时都得用黑色封套包裹严实。
不过,等我借了这本书回家,读过之后扔在床头,也顿感气场不吉。你想啊,一进卧室就看到床上放着一本书,封面大大一行字:《我在火葬场工作这5年》。你还怎么睡得下去?所以,我不读它时,也是放在大信封里。
东亚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对死亡话题向来忌讳。近些年来,随着医疗科技的发达,人均寿命的大幅增长,对死亡话题的忌讳越来越严重。按哲学家陈嘉映的说法是:“当代人‘不会死’了,如果把死亡视为一种权利的话,这种权利正处在一个不断被剥夺的过程之中。”
我小时候在福建农村,家家户户客厅里,都放着一口为老人准备的棺材,或者是等待制作的寿材。我姥姥是山东人,她在一群外孙面前,亲手缝制自己的寿衣,并解释其中用意。还有,当年即使在县城街头,也能经常看到葬仪。一群人沿路吹吹打打向前,亲友举着用被单、毛毯做成的挽幛,上书“驾鹤西去”“音容宛在”之类。这些场景,都相当于开放的死亡教育课。
文明社会的死亡,基本发生在医院,葬礼设在程式化的馆舍中。当代人对死亡的概念,往往更遥远或隔膜,印象偏于电影化戏剧化。即使是中老年人,不断收到永别的消息,也只是觉得它迫近而恐惧,不如早年那么从容。
有个朋友的太太,前些日子去世。她生前得了癌症。医生说,那种癌细胞极罕见,全世界的这类患者也就百人左右,中国大概也就六七个。动了手术之后,医生迟迟拿不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化疗是不起作用的,没有药物可以对付这种细胞。
只好回家。朋友太太说,就当闭关修行吧。她在家里跟女儿说,这个房子就当是妈妈住过的房子吧,我还要换个地方住而已,将来你也是要换地方的,也许我们还会见面。这些话,对女儿也算是一个死亡教育吧。
朋友说,太太在家里的那两个月里,从来没听到她的呻吟。太太说,也许我小时候家境好,生活太幸福了,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苦,所以现在应该受点苦。对现在的痛苦,我抱着接纳的态度。日子将到之前,她告诉丈夫:“我大概还有三天时间。”到了第三天的凌晨,她用微弱的声音跟丈夫说,帮我翻一个身。几分钟后,就辞世而去了。
这位太太,真正实现了古人所言“寿终正寝”的原始意义。这是个例,在绝大多数现实下,不可能参照执行。但她在临终时,对人生温柔以待,对死亡体面接受的姿态,会长久地让人怀念。
法国作家布朗肖说:“每个人都会死,但每个人又都活着,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死者。”这话说得绝对正确,但太让人绝望。相较而言,我更喜欢木心的说法:“为人之道,第一念,就是明白:人是要死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死前的一段过程。凭这样一念,就产生了宗教、哲学、文化、艺术。”
由此而言,生是丰盈的,死也并不是那么虚无的。
我年轻时曾很激进地想过,将来一旦死亡,横尸街头也没什么,躯壳而已(似乎是唯物主义)。后来生了大病,真到了要告别的时候,就不觉得身后有那么虚无了。还是希望被人记住的。心里很矛盾,希望妻女尽快有自己的生活,但是又怕她们忘记我。
如果每个怀有亲情的人,想到死亡就有信心地想到“我会被后代记住和爱着,我没有真的离开”,那么就既能享受现世生活的温柔,对死亡和死法也不会那么恐惧。事业做不到不朽,但让后人多记挂你一段时间,难度会小很多。
一句话,你现在做一个好人,你未来就是一个好祖先。这么想想,死亡是否不那么虚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