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闻黎明回忆祖父闻一多以及西南联大往事。

右图：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天津南开——近代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首遭战争催折，接着国立北大、清华，亦难逃劫运。三校遂先约会于湖南长沙临大，继被迫流徙云南。1938年，昆明建起了一个临时联合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左图：重走当年路。

右图：借助电视剧、文旅线路，还有作家们的精彩文章的传播和影响，西南联大这段历史，它的精神价值，能够进一步地深入人心，得到充分的学术研究，被全世界发现和看见。

下图：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

教育救国，读书救国。

受访口述｜闻黎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长孙）

采访整理｜张英 （《新民周刊》特约记者）

我理解的祖父闻一多

作为闻一多的孙子，西南联大后代第二代，我没有见过祖父。

我是从1985年开始研究闻一多的。之前，闻一多作为中国近现代作家群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我受邀参加一次全国性的闻一多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正式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接近他。在此之前我没有想过做闻一多研究，因为怕受感情因素影响，怕不客观。

那次研讨会看了各地学者提交的论文，总觉得重复的东西很多，总体来讲没什么突破，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新的材料。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那时我就想，也许可以做一些史料梳理，填补当下闻一多研究中的空白，也提供给相关研究者和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参考。

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关于闻一多的各类基本资料，很多年的时间里，我走遍闻一多生活过的地方，查阅那些地方的报刊等历史资料，从茫茫史料中不断发现一个新的祖父。

闻一多其实不用步行去昆明的，许多老同事对于我祖父的决定大惑不解。因为从长沙去往昆明的安排有几种，体力较弱的老师，以及女生，安排汽车送去。闻一多的身体状况不算好，并且作为清华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他是可以和陈寅恪等很多老师一样，从长沙出发，穿越湖南、广西、广东，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港，坐车到河内，从河内坐火车到磐山，最后到达昆明校区的。

祖父当时的理由是：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大学里教书，在城市里生活，并未见到最底层的社会，那才是大部分中国人居住的区域。只有通过这样的徒步旅行，不断地田野调查，才能接触到真实的中国社会。

他参加的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这支队伍由30多名教师和284名学生组成，在2月19日从长沙出发，4月28日到达了昆明，正值清华校庆。过了几天，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

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祖父，让他从一个大学教授，成为了一个关心社会现实、关心政治的民主运动人士。这次旅行也改变了学生们，“经过艰难徒步的天之骄子们，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

一路西行的师生们，从长沙到昆明的路上，睡地铺、挑脚泡、在野外支锅做饭、在极简陋的茶馆小憩；闻台儿庄大捷，师生们举行了庆祝大会；听说前方有匪，他们走小路行军。他们还对沿途之地进行了人文社会考察与地理写真。

其中，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学生刘兆吉组织的诗歌采风小组采集到2000多首民谣，后来在祖父的指导下编成了《西南采风录》；政治系学生钱能欣则根据自己的日记整理出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他后来回忆说：“临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遗憾的是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写的。因此，出发前我已经有准备，要把沿途的见闻记录下来……我要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西南实录。”

上世纪80年代，许多和祖父有过交往的同辈人物都还健在。我在史料收集过程中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就千方百计找当事人求证，比如冯友兰、冰心、王力等人，厘清了许多基本史实。

当年梁实秋提到过一件事，1924年中国留学生组织在哈佛大学演出中国传统戏剧，写信邀请闻一多助阵，但闻一多回信说有事不能去。梁实秋据此信在文章里说闻一多没有参加那次演出。但当我见到冰心，问起这件事时，冰心很肯定地告诉我：“怎没去呢？是他给我化的妆啊！”

对于战争局势，闻一多并不悲观。他蓄起胡须，声明抗战不胜，他便不剃须。但战时民生的艰难，却让他饱受煎熬。物价一涨再涨，当时家里8口人，靠祖父的薪水生活，只能对付半个月。他想了各种法子，带孩子们去河沟里捞小鱼小虾打牙祭、替人治印取些润笔费贴补家用，到后来，还经人介绍到昆华中学兼课。当时，西南联大很多教授，钱都不够花，日子一样过得清苦。

由于通胀惊人，生活所需商品价格飞涨，钱不断贬值，1945年初，祖父将自己刻章的润例涨为1000元每字。我大伯闻立鹤（长子）责问祖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闻一多沉默了一会回答他：“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抗战胜利后，以闻一多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希望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迫于美国压力，终于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祖父得知消息，十分高兴，在和吴晗喝茶聊天时，他认为中国政治有了希望，自己终于可以重回书斋做些纯粹的学问。政治毕竟不是他的志业。之前因为无人问政，所以他站出来；现在有人问政，他认为自己就可以回去做研究了。然而内战爆发，使他的希望破灭了。

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街头被暗杀，成为我们一家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痕。7月11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在昆明遇害，作为同志和朋友，闻一多悲愤欲绝，祖父15日出席了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大会，公开活动谴责国民党暴行。

其实，当时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全家人也非常担心祖父的人身安全。有一天夜里，家人都已睡下，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拍门，一个学生在门外说：“闻先生，最近一段时间请你尽量不要外出。内部有消息说，你是他们的第二号目标，千万要当心。”第二天晚上，又有人来报警，让家人的担忧达到了顶点。

我祖母高孝贞是家庭妇女，对于外间的情况了解不多，但也知道形势非常恶劣。她有心脏病，那段时间更是提心吊胆。但祖父不以为意，一方面，他有他的天真，低估了对手的残忍；另一方面，他骨子里诗人的浪漫让他对生死看得不那么重。

本来那几天祖父出入都有人护送。但15日下午，他到府甬道的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离家非常近。下午17点会议结束，参会者陆续离开，早早等候在外的我大伯闻立鹤接到父亲，一同往家走去。

那是夏天，7月份昆明的天很亮，回我们家的那条路，不是很繁华但也不偏僻，平时路上也都有行人经过，谁能想到会在这时候出事呢。在离家只有十几步的地方，枪声响了，祖父的头部、胸部、手腕都中了枪。大伯试图用身体保护父亲，他的肺部被子弹打穿了。

我父亲闻立雕和祖母、两个妹妹冲出门，祖父和大伯都躺在大街上了。大家急着把他们送往云南大学医院急救。我姑姑（闻铭）当时在场，她很不愿意提这事，说一次伤心一次：“我看着爸爸的嘴唇，由鲜红变成深红，再变成黑色；初时眼睛还能动，逐渐不行了。”

祖父去世后，除了奶奶高孝贞，我们一大家人在家里很长时间里，聊天的时候都不谈起祖父，怕祖母伤心难过。我们家里人后来提到祖父，讲的也大多是一些生活小事。比如小的时候，一家人一块吃饭，我奶奶会突然插一句“今儿这菜呀，做得淡了。要是你爷爷在，他得搁一碟盐在边上。喝咖啡要加两份糖，吃饭要蘸盐；刚回国的时候，他还把我们家屋子涂成黑的……”我祖父性格当中有某种比较极端的东西在，所以他好冲动，个性比较强。如果不是这样，在那个时候站出来的可能就不是他。

我搜集、发现的祖父的这些新材料，远远超出了人们对闻一多的一般认知。1994年，我编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首次出版，很快成为海内外闻一多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西南联大研究与现代中国

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一下西南联大的研究状况。

西南联大，我们到现在都称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我自己认为，它不仅仅是现代教育史，而且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座丰碑。因为它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教育本身，有很多方面的造就。

在外敌入侵、硝烟弥漫的危难之时，在师生以“跑警报”为常课的恶劣环境中，西南联大继承并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形成了这所大学最宝贵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谱写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筑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座永久的精神丰碑。

我们最早写西南联大，不是写西南联大的教育，而是写西南联大的政治，一二九运动，反对蒋介石，反对内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政治史、统战史的角度，写西南联大。后来慢慢才转化到爱国史、教育史、文学史、科技史等角度，对西南联大的功能和历史作用，全方位地进行审视和研究。

西南联大在短短八年六个月里，作为一所战时高等学府，师生们怀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忍耐着难以想象的困苦，以坚毅刚卓的精神履行了教育救国、读书报国的职责。学校的根本职责是教育，这个教育落实在行动上，就是老师要教好书，学生要读好书。

在当时战火不绝、兵荒马乱、艰难困苦的年代里，西南联大的师生，展示了心系国家、民族前途的时代新人情怀，他们的心胸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和今天的环境对照，西南联大这段历史，还有哪些层面的价值？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价值的，既有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有精神价值，表现了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担当，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也有很大的启发。

西南联大很多历史事件，其实和学校的教育没有关系，而是和当时的国家遭遇，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民族的存亡有关。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抗战时期的最高国策是抗战建国。我们今天只讲抗战，不讲建国。实际上这两个字是分不开的，抗战不过是建国的一个部分。最高目的是建设新中国。恰恰这一方面，西南联大在建国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本人是搞政治史研究的，我比较关注西南联大对中国政治建设的贡献。我觉得，西南联大那段历史的研究，其实某种角度进入、探索了学术教育界推动抗战建国的途径，这方面有很多实践和摸索。

我有一本书，书名是《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五年前就写完了，后来因为作为国家学术资助项目，又让我补充了一些东西，全书大概80万字。我认为，西南联大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歌可泣的一页，而且它是中华民族优秀遗产浓重一笔。能列入优秀遗产的就是我们要继承的，要发扬要弘扬的精神文化遗产。

如今，西南联大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很可惜，我们中国国内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对于西南联大这么一个特殊时期形成的特殊文化群体，在那个特殊环境里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对西南联大的认知也要晚于国外。

我们的国内学者晚于日本和美国的学者。很多人接触西南联大，都是从美国易社强写的那本《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开始的。其实那本书写作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差不多和我同一时期开始。当时我做闻一多资料收集，他做西南联大的资料收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出版的时候，因为有几张照片有敏感问题，出版社认为要删，易社强不肯删，一直拖到1998年，才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

比易社强这本书出得还早一年，是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楠原俊代的《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这本书我拿回来以后，给了云南师大，请他们翻译。因为各种原因，到今天为止这本书也没有翻译出来，很可惜。很多人不知道这本书，实际上这本书是专题研究西南联大的，日本人做学问是很讲究资料的，全部都是有史有据，很严谨。

还有一个人，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郎，对西南联大也非常关注，早稻田大学退休之后，到日中学院当院长（中国和日本在日本合办的最高的语言学校，里面还有会馆，中国好多学校外访团之后住的就是日中学院，我就在里面住了好几年）。他当院长的时候，出了一本杂志，从1996年4月份开始一直到2003年5月，在日中学院学报上连载了65篇“抗日战争与中国大学—西南联大物语”。他本来准备编一本书出版，可他后来得尿毒症去世了。他的学生小林，把文章搜到一起，印了120册，送给了我一本，我转送给了云南师大图书馆。

这几个国外的学者，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我们应该利用国外的成果，应该去思考：为什么这些学者要把目光对准西南联大。

反观国内的研究，对西南联大研究是分阶段性的。西南联大的研究有两种趋势，一种渠道是以西南联大为教育的研究参照物，进行一些教育的思想反思，以史寓今，比如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他的一些文章，社会影响很大，对中国的西南联大的普及，起到了开拓作用。

再一种就是按照学术研究的方法，在历史书中发现西南联大的价值，按照史学方法进行专题考察，然后进行综合研究。比如我，写历史研究的文章要比谢泳早，但是我的文章发表在专业的学术刊物上，没有什么社会影响，读者大众不会看你的学术文章。

在国内真正为西南联大学术研究做铺垫工作的是西南联大校友会。1984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辑发行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剪辑》，每年两期，一直持续到现在。1996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策划出版了第一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2006年修订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大合编了六卷本的西南联大史料。

上述的著作和现在这些资料，是我们现在研究西南联大最直接的基础。这些东西是历史研究，而不是故事。我们现在好多作家认识西南联大，是看那些故事书，一些东拼西凑的资料，其实有很多问题，不够真实。那些书作为文学作品可以读，作为史学作品不行。

由于这些出版物，以及后来陆陆续续出版的西南联大校友的日记，包括郑天挺先生的日记，以及各种媒体对校友的访谈、报道，推动了西南联大的专题研究。

就大众层面来说，对西南联大的了解，还相当大的程度上受一些作家创作的影响，停留在一些片段的叙事、人物的命运等方面。而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地位，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代表性的价值，特别是对今天具有哪些启迪的意义，研究宣传得都不够。

重走西南联大西迁之路

我相信随着《战火中的青春》（注：由云南省委宣传部、腾讯影业、润禾传媒、优酷联手打造的电视剧，依托西南联大这段真实的历史而改编）的播出，包括疫情结束以后“西南联大文旅线路”的重启，借助电视剧、文旅线路，还有作家们的精彩文章的传播和影响，西南联大这段历史，它的精神价值，能够进一步地深入人心，得到充分的学术研究，被全世界发现和看见。

作为《战火中的青春》和“西南联大影旅线路”的学术顾问，我很高兴参加这次“重走西南联大之路”的文化考察活动，也很高兴参加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的学术研讨会。

我是在医院的床上，把整个电视剧都看完了。电视剧里的那些画面和场景，作为一辈子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我太熟悉了，所以很感动。

在我眼里，《战火中的青春》的价值追求，始终贯穿了“教育救国、读书救国”这一个主线。我也很赞同剧中编导处理闻一多这个人物的办法。闻一多的经历，特别是他最后的演讲，因为进入了中学课本，早已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事件。在《战火中的青春》中，这个历史情节的处理，非常有深度，真实历史和历史虚构结合得很合理。闻一多参加李公朴追悼会进场时，遇到他早年教过的一个学生，暗示他有危险，但闻一多根本不在乎，闻一多的整个精神状态显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正气。他的最后演讲及被暗杀，剧中依据历史真相，充分还原了当年的现实场景，让观众感受到了黑暗中闻一多的大义凛然。

2020年10月底，我和国内一些著名的作家、媒体人，一起“重返西南联大”，进行文化采风，沿着西南联大当年的西迁之路，深入历史现场，查阅史料，生产了许多动人的文章。

西南联大主题旅游路线的1.0版本，是从昆明到蒙自建水，重走当年学子求学之路，串联联大师生的生活地点、影视剧核心取景地，包括西南联大昆明及蒙自分校、碧色寨火车站等网红打卡点，旅游体验和历史并重。

我对“西南联大”旅游线路的规划有过思考。但是，我不是从旅游的角度出发，我是从文化的角度和教育的角度来思考的。旅游是一种娱乐性的休闲旅游，我们现在这个旅游是爱国主义的红色旅游。弘扬爱国主义和红色旅游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但属于教育、属于文化、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旅游没有，所以这一条西南联大的历史文旅线路是独一份，是非常有社会价值和精神文明价值的。

回想这次的旅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还是很震撼。虽然大部分景点我都去过，而且走过不止一遍。当年我走过贵阳到昆明这条路，那会儿还是土路，现在已经有高速公路了，部分线路还有了高铁。想起我祖父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他们是冒着战火的危险，兵荒马乱的岁月，花那么漫长的时间，靠双脚走全部的路程！虽然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时空不同，隔着漫长的岁月，当路过一个熟悉的地名牌子，史书上的历史记载与今天的现实，历史老照片和我眼前的场景对照，这样的对比，使我内心有无限感慨，忆古思今，特别激动。

我想对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来说，文化旅游也应该有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像我们这样的行走，从北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出发，搬迁到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到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搬迁到云南的昆明和自贡，这样原汁原味的文旅完整版。

另外，也应该有区域版，比如云南的昆明、蒙自这条线，长沙的这条线，这样的简易版线路，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一部分，和当地的文旅局、文物局、教育局合作，纳入到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春游、秋游线路里。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考察研学，那我们要怎么做？首先要构建一个课程体系，这个体系不仅要针对中小学生，还有针对大学生、研究生的游学体系，它该如何设置，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不管完整版还是区域的简易版的文旅线路，我们要把西南联大的故事和爱国精神，通过学者和作家们的参与，生动地再现出来，把这些全程或者一段一段的线路，进行大众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