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彷徨的“旅游人”

图/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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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部已明确要求，2022年春节期间，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暂停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2022年3月15日之前，除与我国港澳相连的口岸城市，其他陆地边境口岸城市的跨省团队旅游业务全部停止。纵观国际，曾经占据许多旅行社业务大头的“出境游”市场恢复更是遥遥无期。对于旅游从业人员来说，这个“严冬”无疑是艰难而漫长的。不过，也有从业者不愿意被动等待，他们尝试开辟新的赛道，在迎接变化中等待希望。日前，记者走访了多位旅游行业从业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与期待。记者 范献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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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浪里摇着舢板

当看到各地再次发出“原地过年”号召的时候，从事旅游行业15年的陆先生轻轻叹了口气。自数个城市陆续出现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消息后，他手中原本就寥寥无几的几张订单已经悉数退单。

今年1月12日中国旅游协会召开的部分企业家及专家座谈会上，众人对2022年旅游业的恢复预期依然信心不足，甚至担忧“很多旅游企业难以撑过这一年”。

“我们以为去年旅游业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可现在来看还是过于乐观。”陆先生坦言，去年国庆节之后，他接到了多笔元旦、春节的订单，谁知不断出现的零星散发疫情，又让“旅游市场就要好起来”的希望破灭。随着疫情来来回回，陆先生看到身边熟悉的旅游企业一个个解散，昔日的同行们一个个开始转行。“希望今年疫情能得到控制，并且有纾困政策予以行业支持。”陆先生感叹道。

疫情对于旅游行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今年55岁的王琪感受很深。他在旅游业工作已经超过20年，一直从事旅游传媒行业，“可谓见证了中国旅游，特别是长三角旅游的起伏发展。”

7年前，王琪离开老东家某旅游报社，成立上海酷旅传媒服务旅游企业，从为旅游企业微博、微信、社交媒体代运营、策划旅游活动宣传起步，逐步发展成旅游宣传整体活动策划、方案落地执行，在业界有了一席之地，规模不断扩大，甚至逐步向产业全链条布局。

彼时的王琪放弃体制内的铁饭碗，在市场的海洋里弄潮搏浪，快意人生。“疫情之前，旅游业蓬勃发展，公司的商机很多，业务不愁。”王琪介绍，当时公司除了服务他人，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比如与上海市（区）旅游协会联盟合作的“文明旅游进社区”“四季旅游展”等，到2019年已经做了8届，在长三角的业内打出了品牌。王琪回忆，那时候年初基本就能预计一年的收入，许多同事新年就开始做一年的消费计划，该买车买车，该买房买房，他自己在天台山投资了一家民宿，取名“浪水溪山居”。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大浪里飘摇的一只小舢板，“完全靠天吃饭”。2020年初疫情发生之后，整个旅游行业骤然萎缩，之前谈好的一场场推广活动、品牌展示纷纷取消。“当时还没意识到疫情对行业的后续影响如此深远，损失的远不只是几场活动。”

王琪记得，疫情刚发生时，业内还相对乐观，他们公司对后续活动的策划和运行仍在持续推进，谁知许多活动一拖再拖，最后全部取消，一问才知道上游公司业务直接受到冲击，已经无力支撑后续经营，于是他们前期策划投入的时间和成本全部打了水漂。“还有几次原本计划好的活动，方案都已经完成，等到即将落地之时，目标地区忽然发现疫情，整个方案就此作废。”而疫情持续直接导致许多上游的旅游企业停摆，王琪的公司也不得不面临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没有业务的状况。

“疫情初期，我们不得不遣散员工；到后来，又不得不搬迁工作场所，减少行政开支的压力。”王琪说，疫情带来最可怕的影响在于“摧毁了从业者和旅游者的信心”。

“即使疫情控制得比较好的时期，大家也既不敢规划旅游线路，也不敢轻易安排旅游，生怕疫情反复导致一系列损失。”

疫情期间，王琪看到有同行意志消沉，但更多是“抱团取暖”，想尽办法生存下去。有人开始“内部创业”，从事票务分销；有人通过各种方式打工维持生活。王琪自己则利用多年积累的私域流量，开始做电商分销，“还是跟旅游相关，主要是高星级酒店自助餐和旅游度假产品。”但他也坦言，疫情导致许多人不敢消费，电商跑道上挤满了旅游业的同行，“做起来并不容易”。

不过，他还是坚持“继续和旅游市场保持联系”，“虽然效率低，但总是一步一步往前挪，为春暖花开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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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变化 没有那么容易

“今年是我在旅游行业工作的第32年。”今年53岁的薛利清晰地记得这个时间节点。他原来是上海中妇国际旅行社的副总，职业生涯却不得不在疫情冲击下按下了暂停键。

“疫情对旅游行业企业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薛利过去负责企业职工疗休养业务和一些门店的管理，然而疫情发生后，占旅游企业业务大头的国际旅游业务基本全线瘫痪，企业职工疗休养也常因疫情反复带来的“禁止带团游”而叫停。随着公司业务逐步萎缩，门店全部被关停，股东也一一退出——公司清盘歇业了。

公司歇业之后，薛利从月入上万直接归零，成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无固定工作的人。他的妻子已经退休，儿子尚在读大学，家里的生活陡然捉襟见肘。“我们不得不省吃俭用，在节流上下足功夫。”

但要让生活恢复正常，必须得开源。

薛利依然把目光锁定在自己从事了大半辈子的旅游行业。他和一些中小旅游公司的负责人成立联盟，还担任了联盟的秘书长。疫情得到控制期间，他们就到几乎没有发生疫情的地方考察，试图开辟旅游线路，做成旅游产品。就在几天之前，薛利还去了一趟广东巽寮湾考察线路。此前，他还和同伴们去过江苏宝应、高邮等地，“想了解运河文化，开发好的深度旅游产品。”“自驾游”是他们目前着重思考的方向，“长三角短途精品旅游，可能是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部分上海家庭的选择。”

然而疫情反复，这些旅游线路时而开放时而停摆，几个来回一折腾，许多渴望旅游的人也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许多旅游从业者看来，在疫情阴霾之下想要拥抱变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应该看到，就算没有疫情，中国文旅的业态也在发生变化，转型也势在必行。”不考察新线路时，薛利就锻炼身体。“等疫情过去了，我还想再组织一个旅行社，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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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下去总有希望

如果不是疫情，此刻可能是蒋芜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之一：他要协助那些以年轻人为主的公司客户，在旅游中完成年会。此前某品牌在三亚海滩举行的典礼，让业界颇为羡慕。然而年底疫情形势再次收紧，不少公司连年会这样的“多人聚集”形式也取消了。

大学毕业之后，蒋芜开始创业，主要项目就是为互联网企业做团建策划。与传统的公司喜欢开会式“团建”不同，彼时这些新兴的公司更愿意顺应年轻人的意愿玩出各种花样。疫情发生之前，北至西北戈壁，南下广西十万大山，就是为这些口味刁钻的客户寻找相对小众又具备奇趣的旅游目标。

然而蒋芜面临的打击是双重的：一方面疫情导致旅行项目大幅减少，“即便定了计划，团队出游能不能成行也成问题”；另一方面这些新兴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受多重因素影响，营收也相当紧张，无力支付高成本的外出旅游项目。

疫情之前还跟蒋芜一起实地考察活动路线的同事们一个个离开，少数保留的精干力量，也不得不想办法兼职来补贴收入。蒋芜辗转难眠，但他相信“需求”还是存在的。于是他走访了之前的老客户，询问他们的想法，确定了“低成本”“在地化”“多元化”的策略：“市场需求还是在的，但尽量减少多人跨省出游的方式以降低成本。”

在跟客户商量之后，蒋芜将年轻人中流行的“剧本杀”引入项目策划，寻找城市近郊合适的场地进行。比较特别的一次方案是“鬼屋探秘”，他发现年轻人喜欢搜索城市周边的废弃建筑，于是找到一处场地进行了一场活动，参与者印象都很深。“但这种方案批量重复几乎不可能，废弃建筑一般是不允许进入的。”

尽管收益大幅下降，但蒋芜还是抱有期待。“去年疫情控制得比较好的假期，客流情况说明大家对旅游还是很有需求的。”他坦言，疫情之后旅游即使出现“报复性反弹”，也会面临重大的改变：“或许可以在这段时间仔细思考未来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