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过年

张国平，散文作者，著有《心涧语滴》《行走时空旷野》

◆张国平

行走在生命的河流，当你慢慢老去时，冷不丁触摸到岁月的残砖断瓦，有一张信笺总会让你苍茫的眼瞳闪烁出异样的情怀，那就是年。即使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些生锈的、锃亮的和模糊的年味，都会宛如春暖花开后的大雁一咕溜地飞回故地，撞开心灵中那扇虚掩的门楣，肆意而又澎湃。

“年难过，难过年，年年要过”

时下已经解决温饱且钱袋子渐渐鼓起来的国人对饮食文化的研究可谓到了痴迷程度，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春节是吃的盛宴，年更是走亲访友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代名词。只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比60年代好了一些，但没有像现在这般的高科技，通讯不发达，物质不丰富，一个行政村基本上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受到耕种技术和条件的制约，当时的农作物产量都不太高，再加上国家备战备荒，征购粮食任务繁重，一般占到总粮食产量的一半左右，因此，农民的口粮经常不足，需要用高粱、蚕豆、红薯、芋头等补充，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很多农村家庭会申请政府下拨的救济粮，拮据的生活让新年这条光鲜的绸带蒙上了灰色的惆怅，在爷爷奶奶及父母的潜意识中，年更多的是一道坎，或者说是一道关。

“年难过，难过年，年年要过”这是当时流行的口头禅，丝毫窥见不到过年的喜悦与欢乐，恰恰氤氲对新年到来的无奈与伤感。那个时候，连米、油、肥皂、香烟和火柴都要凭票购买，加上囊中羞涩，有票也形同于废纸，在我老家，贫穷限制了人们的想象，上世纪七十年代一般人家竟然没有杀年猪的概念，能够蒸上几笼馒头，做上几板豆腐，吃上赤豆米饭，整个人走路都会潇洒飘逸，头也会自然而然地仰望天空。

我本家大爷爷没有进入改革开放先驱名人录是比较可惜的，据说大爷爷少年里就开始走南闯北，世面见得多，早在高度集体化时期，他就开始在自家房前屋后偷偷种植花生，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不得了的壮举和奇迹。每到春节，那个香喷喷的花生味道足以让人浮想联翩，垂涎三尺。大爷爷很大气，不管看到谁家的小孩从门前经过，他都会抓上几颗给孩子解馋，过年能嚼上一粒又脆又香的花生，对于时常吃不饱饭的人而言，绝对是一种超乎想象的奢侈。

听书看戏的快乐

狮子体型健壮，是猛兽的一种，处于对狮子勇猛的崇拜，人们认为舞狮子可以驱鬼辟邪。过年舞狮是我老家流行的民间艺术，一般过了大年初一，整个正月都会有舞狮助兴。在敲锣打鼓中，表演狮子的人，穿上用彩布制作的“狮子皮”和戴上“狮子头”，随着节奏模仿狮子跳跃、翻滚、猛扑等动作。舞狮的人通常都是男性居多，每到一家表演，主人都得给些赏金，如果实在没有钱，拿上几只馒头打发也行。很多家庭原本揭锅都有困难，只要一看到舞狮的人，就会紧闭大门，一走了之，唯恐难堪。与舞狮有异曲同工的还是说利市的人，这些人都是神出鬼没单独行动，让人防不胜防，他们嘴上念叨着用家乡话自编的祈祷、祝福的吉言或者顺口溜，又说又唱，直到你摸袋袋为止，碰上确实一贫如洗的，他们也不会较真，三言两拍，草草过场，再寻找下个主了。

在家门口土台上看戏绝对是春节的精神大餐。公社的文艺演出队每逢春节肯定会送戏下乡，唱革命样板红的经典歌曲，特别是那个唱《英雄儿女》主题歌“英雄赞歌”的女演员，长得实在俊俏美丽，清纯可爱，额前有一撮刘海，音质空灵，歌声婉转如云霞，或者说很有超然的穿透力和吸引力，“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每句歌词都唱得深情无限，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了歌曲中，歌曲瞬间仿佛有了灵魂，撞击着我幼小萌动的心。

听说书是春节最最过瘾的乐趣。还是那个本家大爷爷，每年的初二到初四他准会请来那位双目失明的伯伯来说书，每次我都会早早占个好位置，凝神屏息地倾听。“啪”地一声惊堂木，“话说……”说书开场了。顿时鸦雀无声，静悄悄的，只听见朗朗的说书声。瞎子伯伯口若悬河，绘声绘色，时而用一只筷子有节奏地敲击一面破铜镲，有板有眼地说唱上几句。说“水浒”，道“三国”，讲的是“薛仁贵征东”，唱的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有“姜子牙封神”“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那瞎子伯伯将英雄豪杰的壮举说得神韵俱备，把才子佳人的恋情道得回肠荡气。说到悲处扼腕长叹，讲到喜处手舞足蹈。金戈铁马，述情表意，无不惟妙惟肖。每到紧要关头，瞎子伯伯就“且听下回分解”，弄得你彻夜难眠，眼巴巴等待明天再来。

失去“年味”的新年

俗话说：娘亲舅大。在中国传统礼俗中，舅舅是至高无上的，是家里声望最高的人。通常，母亲如果和子女之间发生矛盾，往往有舅舅出面进行调解，因此，外甥一般都很尊重舅舅。舅舅对外甥来说，地位仅次于自己的父亲。大年初二，外甥须到舅舅家拜年。舅舅高贵的身份，决定了舅公宛如神明一般的存在，所以每年过年期间我奶奶总会把她弟弟请来，住上一个礼拜，看见舅公，我会用顶礼膜拜的眼神仰望，这个时候，奶奶会倾尽家里所有好吃的年货招待，舅公特别和善，有时会给我一两块硬糖，透心甜、倍儿爽的那种。

除夕守岁形成风俗，最早的记载见于西晋的《风土记》中，书中说：“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旧时守岁一般都是通宵达旦，据传说，如果除夕能彻夜不眠，毫无倦意，就是预兆来年人的精力充沛。我印象中的守岁是象征性的，那时既没有电视可欣赏，也没有手机玩游戏，大年三十，吃完晚饭后，就会各自安寝。只有母亲等洗刷好餐具才能睡觉，为了省钱省油，半夜时分还得悄悄爬起来，吹灭小油灯。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经常感叹：以前的春节才叫过年，现在充其量只能算放假。赶大集是年前一道亮丽的风景，尽管那时物质匮乏，祖宗遗留下来的菜市场，有点原始的物物交换的痕迹，既无围墙，也无专门的管理者，但大家都约定俗成似的，从腊月十九开始，就开始赶集了，到新华书店购置一张毛主席的画像，或者再请人写幅对联，后来经济状态稍有好转时，母亲会买几张革命英雄人物的彩色画像，偶尔也会买一张大大的挂画，一个小胖姑娘或者小胖小子抱着条大鲤鱼，还会切两到三斤肉，给全家打打牙祭。早市往往人山人海，二姐爱美，她会去买几枝假花，插在树枝上，放在家中，蓦地渲染并抬高了过年喜庆的台阶。

莫言说过：“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没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失去大半。现在的孩子有自己的欢乐，只有我们在怀念那种过年。”如今，我青丝已去，白发染头。年，已经不再仅仅是憧憬和缠绵，而是一种千年文化的传承和激情生活的回忆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