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与新闻纸

黄沂海

被称为“金融奇才”的吴鼎昌，有钱，任性，在业界算是极其特殊的一位，他两度为官，经历了晚清、北洋、南京三个政权时期，颇具雄才大略，满怀政治热情。茶余饭后，吴鼎昌经常对朋友谈起自己的三个人生目标：一是掌管一家华资商业银行，以抵御外国金融势力的侵略；二是开设一家储蓄会，集聚资金助推民间实业发展；三是创办一张经济独立的报纸，不受任何政治方面的掣肘……

参照“对标对表”的方法论，吴鼎昌在其位谋其事，如愿以偿，梦想成真，实现了精彩纷呈的“事业拼图”：他接手出任盐业银行总经理，乱世风雨浑不怕，硬是把一家经历动荡摇摆的银行打造成“北四行”（另三家为金城、中南、大陆银行）之翘楚；主持建立了四行联合经营事务所和四行储蓄会，创新敢为天下先，强强联手，互利共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金融大智慧；盘购新记《大公报》并担任社长长达9年，既管钱袋子，又抓笔杆子，办报理念不拘一格，坊间盛赞该报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吴鼎昌身跨金融、新闻、政治三界，游刃有余，甚有建树。

有意思的是，吴鼎昌，字达诠，时常有人误将“诠”写做“铨”。吴鼎昌表示：“我并不缺金，而是要立言。”与政治时局相仿佛，民国初年的报业，陷入一片混沌境地。吴鼎昌一言以蔽之：“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本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纸就垮了。”

1926年，已经创刊24载的《大公报》濒临倒闭，他找来留学日本同窗的张季鸾与胡政之两位一合计，决意拿出5万元延续《大公报》的香火。按照吴鼎昌的想法，宁可赔光这点银子，也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大公报》著名的“四不”办报理念由此出炉——政治上“不党”，经济上“不卖”，人格上“不私”，思想上“不盲”，是为“大公”。

正巧，两位“报界巨子”遭逢窘境，张季鸾所在的《中华新报》关门大吉，胡政之的《国闻周报》在吴鼎昌的资助下勉强维持。于是乎，三位老同学一碰头，各尽其能，各展所长，形成了民国时期“舆论重镇”《大公报》的“黄金拍档”。张季鸾对吴鼎昌的办报思路击节认同：“达诠于新闻事业，见解独卓，兴趣亦厚，以为须有独立资本，集中人力，全力为之，方可成功。”

办银行，吴鼎昌属行家里手；办报纸，他亦有独到之处。因从事银行管理经验丰富之缘故，吴鼎昌的“报馆算盘”打得十分精明。单就采购纸张一项，当时印刷所用的白报纸需从海外订购，纸价的涨落受外汇市场影响甚大，稍有算计不周，便会增加成本开支。吴鼎昌运筹帷幄，能掐会算，选择合适时机购汇结汇，从无失算，每每恰到好处。胡政之对此感慨不已：“吴先生对于事务，尤其是会计方面，替我设计了许多。我们的事业之所以有今日，最初立法周密，计算精确，实一主要因素。而其根基实在是吴先生创造下来的。”吴鼎昌还相当重视编辑记者的作用，推行高薪政策，认为编辑部的薪水就是要比经理部高。就这样，病入膏肓的《大公报》复刊半年后，否极泰来，营运状况即见好转，一年后已收支相抵，略有盈余。

“五加二”，“白加黑”，连轴转，日夜忙。吴鼎昌白天在银行打理事务，晚上赶到报社，与张季鸾、胡政之谈论时局新闻，研究社评写作。有时，他会拿起外埠刚发来的专电审阅，随手改动一两个字，或对某条新闻加上一个标题。兴之所至，他还自告奋勇：“今天的社评我来写。”说完，便坐到张季鸾的办公桌前，奋笔疾书，大约两三千字的社评，个把钟头就完稿，行云流水，一挥而就。略略盘点，他先后在版面上留下了《战卜》《注意国内及国际之变化》《注意两大潜势力之爆发》《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等评论文章。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35年12月，吴鼎昌另有高就，遂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三驾马车”精诚合作谱写报业辉煌之乐章，不得不画上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