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子教出苏联“中国通”元帅

梁琨在伏龙芝军事 学院的证件照

梁琨向女儿尼娜讲述帝国主义和军阀蹂躏中国的真相

梁琨的孙女娜塔莎（右）登上苏联《穆尔济尔卡》月刊1952年第7期封面

梁琨向苏联红军指挥员教授汉语发音

苏联伏龙芝军校的军官学员

梁琨设计的汉语教材

◆梁琨编写的俄汉字典原稿

梁琨扮演使者

梁琨与主角在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中的镜头

梁琨之子尼古拉曾是苏联红军“喀秋莎”火箭炮连连长

苏维埃政权首次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

◆常立军 朱延瑞

中苏革命交往史上，有个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中国人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年轻时投身苏俄军事教育领域，几十年间培养出包括多名元帅在内的数百名“中国通”军官，还在反映俄国将帅事迹的电影里客串角色，由于种种原因，他身后留下诸多谜团，引人探究。

来到俄国谋生

本文主人公名叫尼基塔·伊万诺维奇·梁琨（Лянь-Куня），1882年7月15日生于中国。其子尼古拉的好友瓦连京·拉比诺维奇回忆，梁琨生在中国东北，但梁琨的孙女奥尔加引述父亲尼古拉的话说，爷爷应该生在上海附近。不管怎样，梁琨的童年是凄凉的，由于家贫，父母双亡，后被俄国东正教神甫收养并接受洗礼，取教名“尼基塔”。

梁琨长大后，进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年轻时画画不错，喜欢音乐，还拥有一副男低音的好嗓子，曾在北京东正教会合唱团里唱歌。家人说，有个俄国教授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身上的气质，便邀请他到俄国发展。1917年，梁琨在北大毕业后前往俄国，时值十月革命，一路上的艰苦可想而知，没带多少盘缠的梁琨边走边打工，像在赤塔就给一家华文工人报当过编辑。1919年，梁琨总算抵达莫斯科，却没能找到当初邀他来的教授，只好跑到一家华工开的洗衣房干活，好在他结识了俄罗斯姑娘叶利扎维塔·阿纳托利耶夫娜，两人很快共筑爱巢，组成了家庭。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梁琨与中国亲人彻底断了联系，小两口遇到一系列困难，但在中俄朋友帮助下，他们有惊无险地挺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名将感谢恩师

1921年，梁琨经介绍来到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工作，后来该系变成红军高等情报学校。一开始，他充当汉学家伊万诺夫、科洛科洛夫的汉语助教，帮助红军学员锻炼汉语口语。用孙女奥尔加的话说，连科洛科洛夫都拜梁琨为师，学习地道的汉语以及地方方言。1922年起，梁琨成了学院的非在编教师，中国革命家瞿秋白和他还共事过。20年代末，梁琨成为在编教师，除了教学，还编纂了《罗森堡检索法常用汉字目录》（又称《3000汉字》），并于1936年由科洛科洛夫编辑出版。苏联《军事情报百科全书》称，梁琨还编写过一系列汉语教材和词典，梁琨的后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为红军学员手写的教材。1944年，因为教学工作成绩突出，梁琨获得荣誉勋章。

执教生涯里，梁琨为苏联红军培养出300多名“中国通”军官，其中一部分留在伏龙芝学院和情报学校任教，更多的人奔赴军营甚至中国执行任务。在梁琨的课堂上，马利诺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崔可夫这样未来的苏联元帅都曾认真听讲，就连日后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也是他的学生。拉比诺维奇回忆，梁琨觉得崔可夫和马利诺夫斯基是汉语学得最好的学生。而崔可夫在回忆录《在华使命》中也充满感情地说：“我们白天晚上地死背汉字，努力掌握发音，耐心细致地研究中国历史、中国人民的传统习惯。我至今都记得我们的老师科洛科洛夫和梁琨，还有历史教授霍多罗夫等其他人。”

除了军校，梁琨还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教书，1925年12月到1926年5月还兼任过莫斯科中文报纸《前进报》编辑。

扮演蒙古使者

1938年，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执导战争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讲述古代下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抵抗德意志条顿骑士团的故事，一下子风靡全国。片中，有个主人公与蒙古金帐汗国使者交谈的画面，而后者是梁琨扮演的。

时至今日，已很难找到梁琨为什么会客串角色的答案。据拉比诺维奇介绍，“当时爱森斯坦拒绝让‘扮演亚洲人物的专业户’斯维尔德林出山，坚持要一个真正的东方人出演，可在职业演员里没有合适的……不知道是谁找到梁琨，只知道爱森斯坦接触他后，便立即给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写信，请求特批这位军事教员来摄制组。于是，元帅签发了命令”。就这样，当时的职务已与将军相当的梁琨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部战争大戏中将蒙古可汗使者这一配角演得惟妙惟肖，令人称道。

梁琨的孙女奥尔加则有另一种说法，爱森斯坦之所以看上梁琨，未必是“意外之举”。要知道，他们在20年代就认识了，因为爱森斯坦曾在伏龙芝学院东方系教日语，而梁琨在那里教汉语。爱森斯坦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他在梁琨身上发现了某种表演天赋，因此请他来演电影。奥尔加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我的三个姑妈和我爷爷扮演一个中国代表团，而身为地道俄罗斯人的妈妈扮演俄语翻译，他们坐在阿努什卡电车上，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到斯列坚林荫道的路上，演出不少令人捧腹大笑的趣事”。

子女不习汉语

梁琨一生育有三女（尼娜、索菲娅和伊琳娜）和一子（尼古拉），但他有意不让他们学习汉语，担心他们因为长着一副中国人的面孔，会被派到中国执行特殊使命。实际上，作为培养“特殊军人”的教官，梁琨十分清楚，自己的顾虑并非毫无道理。

孙女奥尔加说：“正是因为我父亲尼古拉不懂汉语，才没有作为侦察员派到中国去。1941年7月，伟大卫国战争刚刚爆发不久，尼古拉中尉（才19岁）从前线来到莫斯科接收新式‘喀秋莎’火箭炮。有一天，他被召到卢比扬卡谈话。他曾对我说，当时他吓坏了！在一位将军的办公室里，他被问到会不会说汉语，这正是我爷爷一直担心的事。幸运的是，他不用撒谎，因为他真的不会。将军‘可怜’他年轻，就让我爸爸押送着一个营的‘喀秋莎’回到前线，而没有去中国。他认为，在中国等待自己的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尼古拉此后陪伴着素有“地狱绞肉机”之称的“喀秋莎”火箭炮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库尔斯克会战等战役，一直打到柏林，1953年调到加里宁市新成立的防空兵指挥学院任教。

1947年，梁琨去世，他的后人至今仍住在莫斯科。梁琨未留下任何回忆录或笔记，后人只能四处寻找他的人生故事，他履历里的问号要比答案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