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东京审判”中方翻译

陆其国

看到高岚女士在朋友圈发的她不久前陪伴父亲高文彬出席上海海事大学百十庆典的照片，不由使我想起去年和虹口区档案界同仁给曾担任“东京审判”中方翻译、如今已是九秩之龄的高老做影像档案和口述实录时，在高老寓所一起畅叙的情景。当时高岚也是回国看望父亲，所以责无旁贷地成了我们的“顾问”。

高老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大学就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共和国首任国际大法官倪征燠、小说家金庸皆曾就读该校，当时全校共5个班。抗战时期时局动荡，社会不靖，加之其他原因，不少学生中途退学，临毕业时只剩一个半班，不到20名学生，坚持下来的学生中就有高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7月设立。除庭长外，还有中、英、美、加、苏、法、新、荷、印、菲等十个国家的法官。中国当时派出了曾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时年42岁的法官梅汝璈。同样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当年曾专程到上海挑选英语翻译。东吴大学向他推荐了高文彬和另两位学生。几天后，高文彬和另两位同学应约去向哲浚下榻的锦江饭店接受面试和笔试。一星期后高老接到通知，他被录取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方翻译。那年夏天他到达东京，高老说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他被安排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每天收集整理日军侵华证据，并将证词译成英文。就是在国际法庭检察处被盟军封存的档案中，高老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发现了两个侵华日军比赛谁杀中国人多的报道。于是他赶紧复印了几份，交给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由他转给当时的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逮捕报道中的两个“百人斩”刽子手。当时这二人已离开部队，但他们最终还是被抓获并被押回中国受审，最后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被执行枪决，受到了应有惩罚。

因为高老具有国际法专业知识，不久后担任向哲浚的秘书。“东京审判”历时两年七个月，其间法庭开庭800多次，英文庭审记录近50000页，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共有近1500人参与工作，对日军在侵华、太平洋战争中等罪行进行了控诉，判决书长达1230多页，在高老记忆中，他那时终日忙碌于法庭审讯和书面证件的翻译准备。高老工作尽心尽责，受到向哲浚的激赏和信任。“东京审判”工作快结束时，向浚哲就留高老一人在身边，后带他一起回国任职。

1949年后，高老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1952年，因受东吴大学一位被错打成“特嫌”的老师牵连罹祸，被判刑入监。后被押送大丰农场劳改；接着又转到江西鄱阳湖农场，直到1979年，高老56岁那年才获释。当时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正需要英语老师，就聘请了高老。教学期间，高老参与翻译编写大量专业书籍。1993年，中国政法大学一位硕士正在联系原东吴大学早期毕业生，想开展英美法词典的编纂工作，并专程到上海找高老，接下来就有了彼此间的愉快合作。高老说，大家都没想到，编纂过程会历经十年。《英美法辞典》共收录50000个词条、厚达1434页，编纂过程中有多位老人不幸离世，没能看到这一努力成果。高老因此感叹道，比起他们，他是幸运的。这部辞典出版后，一再加印。不少留学生也都很喜欢这部辞典，利用率很高。高老在参与编纂这部辞典时已退休，但还在带研究生，主攻国际法。高老说，他也曾经考虑过想写回忆录，但是因为曾经患过一场大病，康复后，医生一再叮嘱他注意休息和静养，所以他也就打消了写回忆录的念头。讲到这里，高老不由笑道，今天你们来为我做口述实录，这也是我的“回忆录”。今天，望着高老微笑着坐在轮椅上，欣然出席上海海事大学百十庆典，他应该会为江山代有才人出而感到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