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回上海

杨斌

前阵，春运还没开始，女儿就打电话告诉我，放寒假那天，九岁的外孙女尧尧就将从上海被“托运”到北京，让我去首都机场“签收”。

春运也能如此便捷？遥想当年，真有隔世之感。

1973年春节前夕，下乡一年半，第一次从大兴安岭回上海探亲。早上四五点，我们100多个知青从所住的帐篷鱼贯而出，摸黑爬上卡车，顶着兴安岭上的刺骨寒风，前往70多公里外的小站翠岗，去赶一天一趟的火车。走之前，老连长特意让食堂蒸了一大锅馒头，一个半斤，每人两个。在林区伐木是特殊重体力劳动，我们每月的粮食定量54斤，不过大部分都是杂粮，大米白面只有9斤。捧着这两个散发着麦香的大馒头，我很想趁热尝半个，可一想到漫漫回家路，还是把它们收了起来。

从翠岗到上海的铁路长达3377公里，连接10个省（区、市）。那天出发以后，也不知换乘了多少趟车，停靠了多少站，我们这100多人像细流汇入了大河，不断被春运的洪流切割、分化、重组。第四天凌晨一点，我随着人流走出上海北站，身边只剩了一个伙伴。我们穿着羊皮袄，戴着狗皮帽，感觉隆冬腊月的上海，温暖如春！

父母见我夤夜归来，又惊又喜，不停地问长问短。为了让他们放心，我拿出了一路上没舍得吃的那两个大馒头。除夕那天，把它们上锅一蒸，又白又圆，麦香犹在，摆放在年夜饭的桌上，恰好是团圆和香甜的象征！

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正月十五刚过，家里又开始为我准备归程的行装。见我还在长个子，父母给我准备了不少大米挂面、熬熟的猪油。母亲还耗时费力，分几锅翻炒了五六斤糯米粉，拌上白糖和碎芝麻，装入一只铁皮盒，叮嘱我在饿时吃几口。大兴安岭夏季蚊虫多，我买了几瓶驱蚊剂，用纸把它们包好，铺在糯米粉的上面，心想米粉是软的，正好保护瓶子。那时都用帆布旅行袋，上下车时就用手绢把两个袋子的提手扎起来，一前一后扛在肩上。

等我一路颠簸回到林场，打开铁盒一看，顿时傻了眼：玻璃瓶碎了，药水全部渗入了米粉！驱蚊剂是外用药，气味浓烈，原本香甜的糯米粉现在变得又苦又涩，无法食用。我心里难过极了，被我糟蹋掉的不只是粮食，更是慈母的一片心血啊！

香甜和苦涩，不光是那年春运留在我鼻舌间的味道，也是后来每年往返奔波的体验和感受：香甜是回家，是亲人的团聚；苦涩是离别，是旅途的煎熬！

十几年前，父母先后辞世，我也退出了春运大军。近年来，许多城市户籍松绑，更多的人可以落户在工作之地，不必年年奔波；高铁新线相继开通，即便春节回家团聚，也越来越便捷舒适。我从心底为在外奔波的游子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