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乃刚
我们都管她叫“小上海”,时间长了,竟然忘记了她的真实姓名。“阿拉上海好吃的不比你们北京少,喏——”说着,高桥松饼、大白兔奶糖各路小吃撒了一桌子。每当春节刚过,小上海探望爷娘回来,总是这样招待同事。
小上海是我们单位的出纳。那个年代,发工资需出纳到银行去领取现金,回来后再分发给每个人。百十来人的工资,钞票一大手提箱,都是司机带着小上海去提。票子多了,容易出错,小上海就咬咬牙,自己垫上。回家后丈夫也很宽容:“不要想它了,咱能省出来……”
他们是在东北兵团认识的。他爱上了小上海,小上海不顾爷娘反对,死活要跟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青大返城,她就随丈夫来了北京。然而,正像托翁所说的: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他们在兵团生的独子,两三岁了才发现是弱智。她到我们单位后,领导同情她,说向计生委打报告让她再生一胎。可她刚从东北回来,连个像样的窝都没有,一边忙着上班工作,一边又要上夜大,就把这事耽误过去了,始终也没再生二胎。
那时我们这些北京老帽都土里土气,可人家小上海总是别具新潮,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冬天经常是一件民族风格的酒红色盘扣对襟小棉袄,配上一款时兴的浅色瘦腿牛仔裤,简约大方,显得格外超凡脱俗。不论男女,大家都很喜欢她,不止是她举止得体雅致,更喜欢她对同事温柔体贴,帮助别人不求回报。
日月就像旧时织布机上的梭子,很快,我们都退休了,很快我们也都老了。最怕说、最怕听的是今天谁也没有想到,小上海的丈夫竟也没有趟过六十九岁这道坎儿。
小上海就是小上海。当我们五六个老同事来看她时,她已经料理完了丈夫的后事。她眼睛哭得红肿,但没有再流眼泪。丧事办得异常简单,望着墙上丈夫的遗像,她告诉我们,老两口早就商量好了,死后把骨灰撒入大海,不给弱智的儿子留下任何麻烦。
几个女同事流了眼泪,但小上海却反过来安慰她们:生老病死嘛,谁能挡得住!我劝他戒烟,但他在兵团时一累了就抽,戒不掉的,就只好由他了。他愁的是宁宁,我告诉他,你不要管了……
“妈妈,你们不要愁,我能行!”这时,宁宁从里屋出来,四十来岁人了,语言和行为就像一个小学生。忽然想起,上班那些年有同事说给宁宁介绍一个乡下姑娘,被小上海婉言拒绝了——不行,那不害了人家姑娘了吗!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别看宁宁弱智,却从小和妈妈学得一手缝纫浆洗的女红手艺。爸爸妈妈经常用智障指挥家舟舟的故事鼓励他,两口子在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下,给宁宁支起了一个缝纫摊子。
“饿不死他的!我和他爸都放心,咱们大家都放心!”天色已晚,从小上海家出来,她的这句话仍响在耳边。我们都比小上海生活得好,可自我独立、对生活负责任的态度却远远比不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