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萨特驳卡父书

邵毅平

亲爱的赫尔曼·卡夫卡先生：

看了您给令郎弗兰茨的回信（载本报今年2月5日“夜光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不到世上还有您这样的父亲，一辈子压迫和摧残儿子，却竟然还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真是恬不知耻到了极点！您的看法概括起来就一句话：没有您这个暴君父亲，令郎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成就，也写不出现在这样的杰作。但您怎么就不想一想呢，没有您这个暴君父亲，令郎完全可以有另外的成就，完全可以写出其他的杰作来！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的亲身经历，并不能支持您的看法。我是一个刚出生就死了父亲的人，就像当年的卢梭一样，不过他是刚出生就死了母亲。对我来说，父亲连一个影子都不是，连一个目光都不是。按照您的逻辑，像我这样从小失去父亲的人，简直就不配活在世上了，即使活着也一文不值了；但事实刚好相反，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我父亲之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他的死给我母亲套上了锁链，却给了我自由。因为我知道，要是我父亲活着，他就会用整个身子压我，非把我压扁不可（您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然，我父亲本来可以给我打下几个永不磨灭的烙印，可以把他的性格变成我的道德准则，把他的无知变成我的知识，把他的积怨变成我的自尊，把他的癖好变成我的法律，使我一辈子带着他的影响，就像您对令郎所做的那样。倘若我父亲活着，我就会知道我的权利和义务；他死了，我一无所知。由于他没有留下明确的指示，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没人知道我来到世上要干什么，于是我只能不断地创造自己。既然我是没有父亲的孤儿，既然我不是任何人的儿子，我的来源便是我自己，充满着自尊和不幸。什么“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什么“人注定是自由的”，我这些传得神乎其神的金句名言，其实全拜我父亲早早引退之所赐。

我外公本来可以接替我父亲，成为我的控制者。倘若是他生育了我，我想他受习惯所驱使，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控制我的。幸亏我属于一个死者。我外公把自己的儿子看作眼中钉，这个可怕的父亲一生肆意地虐待他们。我怀疑二舅就是间接死在他手里的，这个怒气冲冲的上帝嗜吸儿子们的血。好在我出世的时候，他漫长的一生已近尾声，胡子已经花白，烟丝把胡子熏得黄黄的，他已经没有兴致当老子了，于是转而开始在我身上欣赏他自己的慷慨大度。这就像令郎在给您的信里所说的，您的暴脾气可以把他吓得变成甲虫，却几乎伤害不了您那隔了一代的外孙。

是的，我从小没有父亲，但这并不妨碍我出人头地。我不敢说我的成就超过了令郎（我承认令郎曾深深地影响了我），但很多人都认为我俩不分伯仲。我固然写不出令郎式的荒诞诡异的小说，但我的小说和剧本同样广受大众追捧。没有您这个暴君父亲，令郎也许不会写出《变形记》《审判》来，但写写《恶心》《墙》总是可以的吧？而就我而言，我宁可写不出《变形记》《审判》，宁可写我的《苍蝇》《肮脏的手》，也绝不想要您这样的父亲！

顺便说一下，要说在中国的影响，我自信也不输令郎。说起来，我和令郎都跟中国有缘：令郎写过《中国长城修建时》这样的小说，而我则在几乎还不识字的时候，就“读”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那是我平生“读”的第一本书。另外，也许用不着我来提醒您，中国的两位圣人孔子和孟子，都是从小就没有父亲，由母亲抚养成人的。由此可见，少了父亲的压迫，尤其是像您这样的暴君父亲的压迫，一点都不妨碍他俩成为了不起的圣人。

所以，收起您的那一套吧！愿普天下的父亲都以您为鉴，别再在“爱”的名义下，以“一切都是为你好”为幌子，成为儿子的压迫者和摧残者。是时候了，就像中国的鲁迅说的，该学学怎么做父亲了！再不济，也可以学学我父亲嘛！

让-保尔·萨特

于巴黎

（代笔者声明：萨特对他父亲的看法，主要取材于其自传《文字生涯》，不代表代笔者的立场；代笔者既有幸有个好父亲，也努力想做一个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