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

□杜洪灵

第一次见到外祖父，是我高中毕业后的1980年秋冬。在我的印象里从来就没有他的形象，也包括外祖母。没有人主动讲起过外祖父，

比起爷爷奶奶除了陌生，还比较神秘。跟他接触多起来还是学医回来以后共同生活的日子，平时见他寡言少语，精神抖擞，坐如钟，站如松是他的写照。我常常看见他在书桌边端坐，极认真地抄写报纸中的生活小常识、种植技术等，80多岁的老人写的字工工整整。只一次，弟弟年幼调皮动了他的书报，他生气时暴露了他军人的身份，让我产生了畏惧之心。

对他历史的了解，还是我入党的时候，组织要求提供外祖父的材料，才知道他曾经是一位教师，在学校期间资助过学生罗瑞卿大将等。在中共地下党引导下弃教从戎，毕业于黄埔六期，成了职业军人。抗战时期，戴安澜将军率领200师远征滇缅，外祖父任副师长一起出征。

我的母亲苏安华，华西医科大学1959年毕业，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率先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一个被分配到了重庆南川县。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创建了妇产科，开展了许多外科手术，成为当地一名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曾荣获四川省先进工作者称号，1983年当选为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出任三届省人大常委。母亲在感谢党和人民培养、鼓励的同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调查了我外祖父的情况，明确定性了其抗战救国的历史问题。我母亲于1983年光荣入党。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父亲作为一名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因为改良了苏式喷雾器等，获得了国家金质奖章，不到22岁便成为入党对象，但由于我外祖父的关系而搁浅。直到改革开放后，父亲又获得了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终于，他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一生的心愿。

1985年，不到22岁入党的我，成了父母眼中的骄傲。

我和外祖父生活的时间短暂，平时交谈极少，提到最多的就是在缅甸对日作战之艰辛。记得他讲起一次战斗中，周围的将士全部牺牲，他因为手指致残埋在土里幸存下来。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把他当“另类”看待，这种逆反心理作祟不愿听其讲述。外祖父对我还是比较客气，一是在他的观念里比较喜欢女孩子学医、做教师，二是我对他的抵触情绪相对弟弟来说稍低一些。父母总是在教育我们善待老人，帮助弱者。我们与三位老人、三个孩子，一家八口，和睦相处。

外祖父年迈住进我们家时，父亲和我先生为他洗浴照顾，他总是彬彬有礼地表示感谢。可惜在我儿子出生后不久，他便有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表现，直到九十多岁谢世。多年以后，我们去了广州，参观了黄埔军校旧址，看到了黄埔六期外祖父苏钧（苏志宏）及黄埔二期姨外公李郁文的名字时，才感觉我们痛失了更多了解外祖父生平的机会。

2015年4月，我母亲与戴安澜将军女儿在上海相聚，两位老人相谈甚欢，尤其是都亲身经历了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成长的经历，感恩之情溢于言表；同时，都因为对长辈的了解甚少，深感遗憾。今借外祖父诞辰120周年之际，追忆众多抗日救国将士之壮举，激励后辈继续报效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