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往事

薛全荣

今年11月是我们70届上海知青赴崇明前哨农场的50周年，正在筹备的50周年纪念活动让我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50年前的农场生活。对于农场生活，各有感悟，不管是“青春有累”，还是“青春无悔”，但无论如何，它是深深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抹去的记忆。

上世纪70年代初的崇明前哨农场，地处崇明岛的东南，隔堤就是茫茫东海，“潮来一片汪洋，潮退一片芦荡”，是其标志。土地盐碱，水味苦咸。前哨农场是崇明岛上八个国有农场中最年轻的，也是上海知青相对较多的一个农场。那时，尽管我们只有十七八岁，对农场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懵懵懂懂，但却有“立足农场、建设农场，身在农场、胸怀世界”的豪迈，有朴素的“革命干劲”，毫不吝啬自己的青春年华、强健体魄和十足的体力。

农忙季节，我们的作息时间为“两个黑隆隆，一个急匆匆”（即天未亮出工，天暗黑收工，午饭后马上出工）。为了粮食增收，我们提出了“打翻身仗，种争气田”，努力实现粮食亩产“跨黄河、过长江”（即七十年代农业纲要中提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亩产要达500斤，长江以南地区亩产要达800斤）。为了农场稳定可持续发展，上级组织发出“定干”的号召（即农场连队以上的干部，均不安排调回市区工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俗称“上调”），我们毫不犹豫地响应并写下了“我们铁了心，扎根六十年”的铮铮誓言……

这些往事，固然让我记忆犹新，然而，让我更不能忘怀的却是当年有关“吃”的往事。

当年，每逢冬季农闲，开河挑堤是“题中之义”。天寒地冻，海风凛冽，我们赤着脚，一副泥担、一把崇明锹，日复一日地奋战在开河挑堤的工地上。生活条件之艰苦、劳动强度之大，“吃饱”是我们唯一能恢复体力的硬核，而恰恰“能吃饱”成了难以企及的奢望。那时，连队食堂供应的食物结构单一，菜品简单，千篇一律的是“炒卷心菜、红烧冬瓜、烂糊肉丝，外加咸菜汤”。即使难得有“红烧小肉、大蒜肉片、大排骨”，虽令人垂涎，但价格昂贵，或“望肉兴叹”，或偶尔食之。“吃饱”既面临收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又鲜有果腹之食的来源。当然那时唯一的后援是家里寄来炒面粉（时称炒麦粉），即在面粉里放入少许糖精水，将其炒干炒黄至熟，装进空的饼干听，少则三斤，多则五斤。我们饥饿时靠其充饥，用开水冲泡成面糊状，满满的一碗，“风卷残叶”般地下肚了，那感觉像享用“奢侈品”似的满足。然而，这些面粉却是从父母姐妹们有限的口粮中挪出来的，既于心不忍，又“杯水车薪”难以为继。无奈之下，就想到了“就地取材，靠水吃水”，且无论春夏秋冬，一发而不可收。

那时，农场的沟渠田地里满是成群结队的螃蟹，虽横行霸道，却不难抓获。还有水沟小河里出入无常的泥鳅、黄鳝，又有悠然游弋的小鱼小虾。这些“尤物”自然成了我们口中的美味。螃蟹醉着吃，泥鳅、小鱼、小虾在煤油炉上面架个脸盆煮着吃，黄鳝则“一鱼两吃”——先割破颈部，对着切口生吃了它的血（知青均迷信其补身强体的作用）,再放入酱油红烧着吃。当年这些实实在在的“美味佳肴”余香萦绕，至今难忘。更令人难忘的是捕麻雀和拷浜捉鱼。

那年代，麻雀作为害鸟在可捕杀之列。每年夏收之后，大量的稻谷必须在打谷场上晾晒，直至其水分含量达标后，才能上交场部的粮库。每天一早从仓库里将稻谷运出摊晒在打谷场的水泥地上，晚上再将稻谷运回仓库，周而复始。而此时，也是麻雀“蛰伏”在打谷场周边最多的时节。它们三五十成群，时不时俯冲而来，衔谷而去。防麻雀是重要任务。夏季多雷雨天气，经常瞬间天色昏暗，雷声大作，雨点如豆大，倾盆而下。而我们必须抢在雷雨到来之前，或将油布覆盖在稻谷上，或将稻谷抢运进仓库。同样，麻雀也因雷雨和阵风慌不择路，纷纷飞入仓库。我们赶紧关上仓库大门，麻雀毫无悬念地成为“瓮中之鳖”。我们用竹竿不停地挥赶麻雀。不一会儿，麻雀或体力不支落下，或头晕目眩碰壁落下，俯首拾起的麻雀被装满了好几个衣袖筒，自然成了当晚的“美味珍馐”。

拷浜捉鱼（将水沟或河浜水抽干，谓之拷浜），有时小打小闹，即选择一条不宽不长的水沟，两头用泥块筑坝，搞成一个长形池塘后，用掏粪勺，由两三个知青轮番地将水一勺一勺往外舀，直至沟水舀干，于是“水落鱼出”；有时还要“兴师动众”，即由连队组织，用抽水泵日夜不停地将河水抽干。只见河底有“欲死不甘”的青鱼、不停扑腾的鲫鱼、浅埋淤泥“装死不动”的甲鱼，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蚌壳类河鲜，妥妥的一个丰收的“渔场”。当日，连队食堂火力开足，炊事班的知青们拿出烹煮的浑身本领，让大家美美地享受了一顿货真价实的野生河鲜“大餐”。

那天，崇明老白酒成了“宠物”，当然也少不了醉酒耍疯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