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立法”厘清采集主体责任

秦丹

在两会上，如何通过“数据立法”规范信息采集来厘清个人隐私边界，成为热议话题。尤其是有人大代表七问数据立法，更是将这个话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引发社会各界深入、广泛的思考。

一段时间以来，公众对“人脸识别”颇有争议。不久前，广西南宁十几名业主“被刷脸”房产已交易的事件，更是引发人们的担忧。事实上，“刷脸”只是数据应用中极小的部分，而数据作为一种资产，传输是必然的。在传输安全、应用规范等方面，如果处理不好，对个人隐私的侵害将难以避免。这主要因为作为信息主体，我们的数据控制权非常低，知情权、修改权、选择权、获取权都未得到相应的保障。

当下，数据立法并细化法规呈迫切之势。相应主体在采集个人信息前，对个人信息采集的必要性和安全性必须进行评估，一旦信息有泄露，必须有预警机制，保护措施也一定要能跟得上。立法就是要强化采集主体的责任，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政府部门，对数据采集和运用的安全必须有“高段位”的自我监督，否则，很难保证数据采集、应用能以“告知和同意”为前提。

除了“删除权”这一可能对企业运营带来重大麻烦的权利，像公民对个人信息数据的知情权、获取权等权利，当通过数据立法确定下来。由此，公众才能知情、才有证据，从而形成对采集主体的监督；对数据采集的最有力监督是依法监督，立法之要义在于确保收集个人信息最小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一定要立法厘清采集主体的责任。依法领责意味着有可能依法领刑，由此，才可能形成共识和震慑。